进入到文革的混乱年代，全国上下都疯狂了，菜九当时年纪还小，但也颇为着魔，背起红宝书劲头很大，听说一些血腥场面也颇神往，只因年纪太小，没有闯祸造孽的机会。回首当年，全国没疯狂的为数不多，李老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的菜九对文革深恶痛绝，也下过一番功夫，那个年代真正是怎一个混字了得。到现在，文革还是一笔烂帐，说清楚的地方不多。如果要去研究，可真是遍地题目啊。据李老告诉我，以他在当时的经历来看，文革是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斗争知识分子，第二个阶段是斗争干部。李老此说，与菜九所知有所不同。看来菜九的所得是来自粗线条的宏观，李老的感受是根据实际展开的具体过程，而具体的历史则无不是由各个具体的过程组成的。如果要菜九下判断，则李老所说的两段论或可作如此推测：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两个阶段就应该是由党政干部为主导的文革前期，大致是1966年的大部分时间；由夺权为主导的文革中期，大致是1967年全年至1968年的大部分时间。因具体的安徽中医学院乱局之一叶，李老便知全国乱局之全秋。这种闹烘烘的乱法，他是看不下去的，以为是瞎胡闹，不得长久的。因此，李老没有趟任何一路浑水，始终置身事外。事后来看，李老的认识是一种智慧，李老的处事态度，则是一种定力。
李老早年的出身贫寒的弱势，到了文革中就成了一种优势，因为根红苗正，一般的冲击都不会波及到他。如在李老所说的第一阶段，他年纪轻、出身好，斗争的锋芒自然不会落到他身上。但李老具有一种侠义精神，并不因为斗争的锋芒到不了他身上，他就完全置身事外，他还是要利用他当时的总支委员的身份，尽可能保知识分子。有时候，斗争与否就在两可间，有人帮衬与没人帮衬，结果大不相同。因李老出面为知识分子缓颊，估计受其惠者为数不少。比如程北溟老师，跟李老同住一个房间，因为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就在第一阶段落难了。整人的人让李老揭发程北溟的材料，李老岂是肯编排人不是的人啊，当然不可能从他这里听到对任何人的坏话，相反，李老还说了一大堆好话，为程老师评功摆好。到了李老日后落难时，他的这种为人开脱罪责的行为，就成了一条罪证，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即使是到了李老所说的第二阶段之初，斗争的锋芒仍然不是对着他的，他毕竟不是当权派嘛。但这个第二阶段属于运动升级，波及面大，人人都必须涉入其中。即使李老不想涉入，即使李老不是斗争对象，要想清静也是绝无可能的。他的根红苗正的出身优势，至此甚至成了他总是不得安宁的根源，此无他，皆因他的贫苦出身及业务骨干身份，各种组织纷纷拉他入伙。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加入一个主流组织确实是一种安全之举，甚至于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也强于一个人置身乱世。但李老始终没有陷进任何一派的队伍中。须知，在那个年代想不陷进去，没有极高的定力是不可想象的。据菜九长期观察，文革中有两种人性大行其道，其一为巴结权势，其二为突出自我。而且这两种人性往往相互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无可分。凡人都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情结，而这一情结一旦刻了意地去落实，往往会使人失去理智。尤其在文革的混乱局面中，这种情结就经常会表现为驱使人去整垮他人，突出自己，而且在文革的特定时期，这样干实在是方便得很呐。文革中确实有无数被忽悠着去整人的事件，但也不乏受自我中心情结驱使而整人的事件。对这种现象，菜九是经过长期研读得到的印象，相当普遍，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基层，概莫能外。其表现形式往往是，趁着混乱，拉下高于自己的，整倒跟自己差不多的，然后，自己自然而然就突出出来了。最终人算不如天算，整人者往往又被他人以同样的方式整倒，并循环不已，可能也正因为此，文革的乱局似乎总是没有尽头。
菜九一直对李老没陷进是非漩涡中一事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李老给人的感觉是太随和了，太好说话了，如果有人来拉他入伙，真难以想像，他又怎么能开得了拒绝之口。在举国若狂的氛围中，当时只有三十多岁的李老，欲不为其所动，实在是比随风而动、逐流而行，要困难得多。但如果分析一下李老的行为定势之内涵，也可以理解何以他会在大乱中取如此作派。这种分析，此前应该还没有人做过，菜九最乐意的事，就是做这种分析。菜九通过分析以为，造成李老在****中的行为取向的首要因素应该是其善良的天性，李元善这个名字可不是白叫的，人世间应该是有绝对的善恶标准的，****中有理没理的乱揪乱斗，说破了天去，也与传统上的善绝对无缘。与善无缘的事，李元善/李济仁又如何会去干？君子朋而不党，****中一帮一派，打着莫名其妙的旗号，喊着似是而非的主张，再加上无以名状的躁动，怎么看也与善挨不上边嘛。因此，李老对大乱的反感是天然就形成的，不掺和进去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李老的高智慧使他看出，这种乱哄哄的局面极不正常，因此他也不会受人忽悠，头脑一发热就掺和进去。其三，李老已是出类拔萃的有本事之人，他并不需要借这种乱局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