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连长，我明白”，我说道，这话并不违心，我是真的明白，但明白一件事的道理和完全遵照这种道理去行事又是毫不相干的。简单点说，小时候，老师、父母都千叮呤万嘱咐要好好学习，不要下河玩水。哪个不知道这其中道理，但又有几个真就听话了？我的理解是：人，能够控制的只是自己的一部分。
我知道自己现在的军人身份是不适合做出枪杀那家伙的举动，可是这种道理战胜不了心底里的私念。但好在他死了之后，我就真的没有什么可惦记的了，雪鸳和阿媚是不太可能碰上的，就算碰上，也不至于违反战场纪律。很多时候，柔情是敌不过愤怒的，似乎愤怒才是人心最基础的力量。
我经常在两种矛盾的逻辑里挣扎，一种是愤怒，一种是情爱。当愤怒上来的时候，我相信愤怒是无坚不摧的力量，可当夜深人静，那些熟悉的音容萦绕心头，我就认为情爱是维系灵魂的基础，愤怒与之相比，又似乎算不得什么了。那是短暂的，而且是容易变化甚至终结的。比如阿布，我恨过这家伙，起初的愤怒也很强烈，但自他死后，愤怒变成了柔软、无孔不入的惦记。甚至像魁子这样温厚的人，也会给人留下挥之不去的记忆。是以，当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温情的东西往往才是不可摆脱的。
好在我没有多少时间去纠结这些太过“哲学”的问题，我们连也没有过多的逗留时间。新的任务是穿插敌后，据说需要绕过足有几千名越军驻守的阵地。连长的安排是小部分队伍探路，如果遭遇了，就边打边转移，撕开口子让大部队过去。我们的部队其实本身就不大，但再次出发已经和另一个连队整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人数足有两百多人的精干力量。
九班就在最前沿探路。李大伟带几个人走在最前，我在其后几十米，再往后就是别的班组，他们带着机枪，目的是一旦发现敌人，不能摆脱的时候就用火力吸引住敌人。
也许是之前时间仓促，这时候李大伟又关心起我和蜘蛛的第一次任务来，一路上不时折回来，低声的问了很多问题，我也都尽量做了回答，他最后的结论是：冤，蜘蛛死得很冤。怎么不是呢？一个战士，连敌人的面都没见着，连枪都没端起来就丧了命。平日里苦练过那么多的制敌技巧，盯着靶心练就的射击技能，还有每天的汗水积蓄起的体能，全然都是白搭，怎能不叫人叹息？
古时候的战场，一个将军横刀立马位于阵前，两军对战之前，将军先对决，赢了，士兵们就铺天盖地的冲过去，对方就作鸟兽散。输了，士兵拔腿就跑。看似荒唐，却也公平。而如今不一样了，炮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就是能够不偏不倚的落在你脚底下。还有我这样的狙击手，总躲在阴暗处瞄向别人的脑袋。
生命对于现代战争，似乎完全失去了应有的神圣，而只是一个目标，承载的使命就是击毙对方或者被对方击毙。
“班长，前边有岗哨”，李大伟突然回头来向我报告。
“别慌，看看能不能绕过去？”，我说道，同时要求李大伟先把消息传给后方的战友，自己跑到了最前边。
先不说能不能绕过去，就算能，那也得绕很大的一个弯，因为两边的山坡到山谷都拉有铁丝网，路正中间堆着沙袋，有三个士兵背着枪执勤。
我守在原地，距离岗哨大约两百米。让传信回来的李大伟带人往右边的山谷摸去，看看是否有掩蔽的通道。他们很快就回来了，报告的情形和我眼前看到的一致，都有铁丝网和岗哨。
略一捉摸，我认为，这就是一道警戒线，兵力不多，但范围很广。突击过去不是难题，只是会被敌方知晓我们的行动。可就算远远的绕过去，两百人的队伍也很难不被对方察觉。好在这种问题无需我来决断，有无线电呢，连长会决定的。
为了争取时间，强行突破，但要求是尽可能一举灭掉敌军，不给他们逃窜到丛林放冷枪的机会。至于具体计划，我来定！
原本以为无需自己决断，可到最后还是我来安排。连长的胆子真够大，能够相信一个最基础的士兵，可是扛起这责任并不容易。万一让人逃窜了，或者战友出现了伤亡，这可就是变相的失败。
九班分成了三组，无线电带一个人去左边山坡的岗哨，李大伟带人去山坡右边的岗哨，我留在山谷，盯着路上的岗哨。其他的几个班也按此分工，两三个人盯一个哨位，把附近的六个哨位都盯死之后听我的枪声一起行动。
时间是20分钟，他们分头离开之后，我开始默数着时间。其他班派了两个人过来支援我，估计是李大伟提的主意，担心我一个人面对三个敌人风险过大。
“把衣服脱掉”，我说道，新分过来的两个战士很不解的对看了一眼，最终还是跟随着我把上衣脱去了。
“我们一起跑过去，我会和他们说话干扰他们，只要你们感觉距离合适了，就开枪”，我说道。
他们两个点了点头，又反复摸了摸枪。
“别紧张，就当他们是靶子”，我尝试着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
很奇怪，我自己居然没有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