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人口统计说，68年前后是中国的一个生育高峰。
我们这一群一样大的小孩聚在一起，也会学着推牌九，不过还是不敢赌钱。我的九毛钱一直压在枕头下面，我穿的衣服口袋多是破的，也不敢装在口袋里。从大姑家回来之后，家里的客人也少了，我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的时间也多了，主要是前院的建红，冬瓜塘边张景荣的独子刚强，张广济的儿子小伟，张景斌的四弟革新，都是张家的小孩，又都是邻居，再远一点的就很少玩了。在我看来，这几个小孩的父母都很和善，他们的胆子也比我大，我们兄妹几个的胆子都很小，当时我并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明白了，根子就出在父母身上，父母感情不好，父亲在家很少说话，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严肃，没事儿我们不敢跟他说话。母亲是个勤劳的人，人闲不住嘴也闲不住，脾气又不好，有不顺心的事儿就要骂我们，从小就被吓破了胆，做事一直都很小心，甚至有时没有主见。
这大过年的，每个孩子的手里都有一些钱，可他们都装在口袋里，有时敢拿出来发，而我的钱却不敢拿出来，因为害怕哪一天母亲会找我要了去。这一天下午，前院的建红来找我玩，他比我小一岁，胆子却比我大。他家只盖了一间房子，西侧寨沟边空下来了一间，我们两家的院子连在一起。他跟我说去找冬瓜塘边的刚强玩，还说要买鞭炮，我一听就来了精神，就跑回屋里，在枕头下抽出那几张崭新的票子，把那张一毛的捡了出来，又感觉到太少，又拿出了一张两毛的，把剩余的三张两毛的掖在枕头的夹层里。手里的两张票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平着装口袋太小，装不下，对折一下又不舍得，这可是平平展展的可以割耳朵的新票子呀！正犹豫着，建红凑过来问：“你在干啥？”我向外看了一眼，小声地说：“拿钱。”他又问：“拿钱干啥？”我装着大气地说：“等一会儿卖炮。”他催着我说：“那快走吧。”我索性一狠心，把两张票子对折一下，塞进了口袋，我当时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
等我们到了刚强家里，见他那里聚了几个小孩，正坐在床沿上用一副纸牌玩十点半，这十点半不同与推牌九，推牌九只用三十二张，余下的二十二张弃到一边不用，十点半是一副牌全用，一到十是整点，余下的包括大小王都是半点，五张花脸的牌最大，接着是十点半、十点、九点半……形式和推牌九一样，也有庄家，不过余下的家数很多，每个人都可以抓牌，据个人的手气抓牌，可以抓很多张，连抓五个花脸为最大，赶上小点和花脸交叉在一起，可以抓十几张。总之，不能抓过十点半，过了十点半就是老了，老了准输无疑。
张景荣有俩女一男，他家靠着冬瓜塘，地方还是很大的，盖了两间砖坯房，外加一间厨房。房子在这几家之中还算不错，老母还健在，一家六口住的还是很挤。张景荣很瘦，比我父亲大几岁，看上去总像有病的样子，他家和二叔家一样，在四队的窑场有属于自己的砖坯场，可以靠脱砖坯多挣一些钱，他的老婆很和善，话也很少。对我而言，这周围的女人除了母亲，话都很少。刚强是他家的独子，尽管家里的条件不好，人却比我们兄妹几个宝贵得多，个头比我矮了一些，人却比我健壮，在同龄人中，我的身体应该是最差的一个，刚强人很聪明，就是一只眼天生的有点斜，我们背地里叫他斜眼，当面却不敢叫。他家和别的人家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床，堂屋里支了一张床，留着刚强和他奶奶睡，里屋也支了两张床，是他父母和俩个姐姐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