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明白，三姑这一次带我们来，主要是来相亲的，对象就是那个电工。原来那个李庆云的大哥是供电局的干部，所以才把里庆云招进去，并分配到我们这里来。还有一层关系，就是李庆云的大哥和我大姑父是大学同学，他们都是所谓的老三届，就是文革前的大学生，牌子很硬。当时农村为了增加粮食的产量，就把很多旱田改成了稻田，南北韩湾的西侧就是废弃掉的老河，这一段老河是正南正北的，北端就是五里桥，县里在那里建了一座排灌站，可以把老河的水抽上来，然后顺着水渠引到各个生产队的稻田里。李庆云来永安城的目的就是去管理排灌站，可是永安城的人手不够，他就在街上干了一段时间，等忙完了，他又回到了排灌站。因为这排灌站属于韩湾的地界，李庆云的大哥和大姑父又是同学，在他们的照应下，大队里给他盖了房子，安排好了他的生活。三姑长相一般，又是天生的近视，当时年龄也不小了，二十四五岁的大姑娘了，而李庆云长的也很一般，年龄比三姑还要大一些，大姑觉得他们很般配就从中做媒，在当时他们都算是大龄青年了，自然是一说就成。
至于那个李庆云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没有结婚，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原来这李庆云和他大哥是同父异母，小时候家里条件差，父亲早亡，母亲又带着他改嫁，生活一直很艰苦。后来他的大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供电局，又当上了副局长。这几年供电局的事业开始向农村发展，要招收一批农电工，李庆云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当上电工的。这时候他的年龄也大了，也幸亏没有结婚，要不然还真进不去。
回到南街口时，三姑让我们拎着东西回家，并嘱咐到：“把钱交给你妈，不要乱花。”三姑的嘱咐有些多余，回到家里母亲就开始找我们要钱，我们只有乖乖地上交。母亲拿着六块钱小声地嘀咕：“还是大学生，还是造飞机的，不也是给了这一点钱吗。”母亲为别人送来的包子为钱发愁，而我们却很失落，好在腰里还有过年的九毛钱，这些钱我可一点也没敢花，有时看着别的孩子拿着钱去买鞭炮玩，我也很想买，可我不敢，深怕那一天母亲会找我算账，问我钱的去处。
过完年，除了拜年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于是就有一些人开始耍钱赌博，大人们围着桌子推牌九。那牌九是木制的，也叫骨牌，一共三十二张，可以配对，也可以配点。对子可分为天地人阿等等，点数是九点最大，九点又分天字九，地字九，人字九，阿五九，等等，对我们小孩来说还真有点复杂。这个东西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庄家坐庄，另外三门依次是顺门、对门、末门。摆上一张八仙桌，无论多少人都可以下注。年底下，正是农闲时节，大人们聚在一起，老是侃大山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便有人开始推牌九。这东西自古就有，还有专门开赌场的人家，只是我们这条巷子里没有，不过我们也都会赌。
骨牌是很稀罕的东西，只有开赌场的人家才会有。我们这些小孩就拿纸牌来赌，可纸牌对我们这一帮小孩来说还是很金贵的东西，两毛多钱一副，比一包大前门的香烟还贵，我们那里买得起？于是就把各家大人丢弃的纸牌凑到一起玩，有时一副牌大小不一，花花绿绿的好几种颜色。大人围在一起推牌九是赌钱，不然也提不起来精神。小孩子们没有钱，就是有一点钱也不敢赌，都是赌惩罚性的东西，有女孩子加入的就赌刮鼻梁，纯男孩子在一起的就赌拳头。这两样都很不公平，刮鼻梁的时候，感情好的在鼻梁上轻刮几下也就过去了，碰上感情不好的，心思坏的，一手指头刮下去，能让你的鼻梁矮下去一截，再回头一个倒钩，就是手指头顺着鼻梁刮下去，再猛地往上一勾，鲜血一下子就顺着鼻孔流了出来，被刮的孩子哇哇大哭，别的孩子也四散奔逃。有时还会引起两家大人之间的矛盾。赌拳头也是一样，只不过是纯男孩子之间的游戏，你输了我在你背上打几拳，我输了你在我背上打几拳，这拳头可有轻有重，刚开始你轻轻打我几下，我再轻轻打你几下，赌着赌着，就会有老是输、老是挨打的，常输的为了能捞回来，一旦赢了就会狠命地打对方，对方赢了再回头狠命地打他，最后总有一个被打哭，闹得不欢而散。
不过这说的都是平时的事儿，过年了，每个小孩的手里都有一点钱，再赌刮鼻梁和拳头就不怎么吸引人了。大人们手里的钱也不多，他们也都是一毛两毛的下注，能赢个三块五块的，无异于发了一笔横财。一旦输了，老婆不知道也就罢了，要是知道了，必然要闹翻天，这个年过的也不安稳。今年因为发大水，大人们手里的钱就更少了，又加上一些身强力壮的人都去挖茨河了，天马街玩牌的大人也就更少了。何况这条巷子里本来就没有赌场，一些好赌的人也去了别的地方。天马街除了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整天打打闹闹，就显得有一些冷清了，不过有时像二哥三哥这样大一些的孩子也会聚在一起赌钱，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副半新的纸牌，挑出三十二张，剩余的扔到一边，挤在墙角里推牌九。我们有时也会挤上去看，学着如何配点子，渐渐地也都学会了。在天马街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很多，不单是天马街，就是整个永安城，乃至全国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