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后墙没有封严，一时还不能住人。我们还要住在银行里。中秋节也是在银行里过的，街上已经有人开始卖月饼了。合作社也开始营业。物资还是很匮乏，到合作社里买吃的东西需要粮票，买布料需要布票，这些粮票布票都是生产队里按人头按比例分下来的，跟钱一样金贵。私人烤出来的月饼不要粮票，可那只能偷着卖，在这大灾的年月里，要是被革委会的人抓去了，轻者月饼就要没收，重者就要关到黑屋里学习。
那时的月饼很单调，样子和天上的月亮一样，一个就有半斤重，很结实，要是拿出去砸狗，也能把它砸得一声惨叫。就这已经很稀罕了。吃饭还跟平常一样，馍馍、稀饭、面条，只是饭后拿出几块月饼，用菜刀切成八块，每人分上一小块，然后拿在手里一点一点地吃，除了甜还有一些苦一些辣。这是那馅里的青红丝的味道，大人说那是用桔子皮做的，我真的很讨厌那些东西，真想连月饼一块扔掉，后来想一想，那月饼也真的很难吃。
舅舅也许是想在母亲面前表现一下自己，他借了一个砖坯斗子，把院子里清理出来的墙土和成泥巴，脱成砖坯，就在院子里晒。那些天天气出奇地好，可谓秋高气爽，砖坯干的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砖坯就脱够了，又过了几天，墙也垒好了。里里外外都用泥巴抹平，还真像个新房子的样子。母亲的气也消了，其实他本来也不怎么生舅舅的气，别人也都清楚，舅舅不把这儿当自己真心真意的家，母亲也不把舅舅当成自己的亲兄弟。
二叔家的房子也盖好了，只是比我家的房子还小了一些，张光亮家的房子也盖好了，他们两家之间还空了一间地方没有盖。他们后面的张广济家的三间房子也盖好了，他那房子盖得还算牢固，因为他这房子以后住了好多年。他东边的那两间房子的地方一直空着，好像也没有人管。这一家人好像很有来头，也是二叔他们那一门的一支。那一个人我还很有印象，比父亲年龄大，比父亲魁梧，一身绿军装，四个兜的，骑着高头大马，还带来了两个警卫员，那阵势很吓人，也很招人羡慕。引得一条街的小孩子都来看热闹，他挨个摸着我们的脑袋问：“小鬼，几岁了？”引得我们哈哈大笑。这样的场景只能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红军中的干部把军队中的小孩称为红小鬼，被红军干部叫一声小鬼那是很荣耀的事。
至于有没有发糖果，我早就忘了，其实我们这一帮小孩子的主要目的，就是冲着他口袋里的糖果去的。对大多数的孩子来说，一年也吃不上一回糖果，家里出了一个当兵的，那是很光荣的事，他们回来探家时，总是要带回一包糖果分给四邻的孩子，渐渐地就形成了一个规矩。至于退伍回来的就没有这一说了，因为退伍回家就不再走了，天天要见面，你去看他，他也不会给你糖果。那一次去看这个当官的邻居，好像“小鬼，几岁了？”这句说比糖果重要，比糖果的印象要深。也不知道他在部队是多大的官，也许不是很大，要不然怎么会把一个老爹孤零零地留在家里。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后来，他那孤零零的老爹死了，他还是带着两个警卫员来的，这一次没有骑高头大马，也没有哭哭啼啼，也没有披麻戴孝，把他又老又瘦的老爹装进棺材里，抬到外面的大路上，装上一辆军用大卡车给拉走了。
从那以后，这一家人就消失在四邻的视线里，只留下那空荡荡的两间房子无人过问，这一次房子倒了，就更无人过问了。但那地方毕竟是人家的，谁也不敢动，只能空在那儿。后来一空就是几十年。后来听人说，他也是解放前跟着大部队走的。在那个年代，无论是**的部队，还是国民党的部队，他们都从永安城带走过很多人，他们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再也不回来了。
张景斌大叔的房子也盖好了，很简单，是暂时的，人也早住进去了。盖得最慢的就是前院三奶家的房子，她的家太穷了，连一块砖头也没有，她的大女婿住在邓湾上面的方围子，也找来几个人帮着盖房子，没有砖也没有土坯，只能把原来的墙土摻上草屑一层一层地夯实，这样的房子盖起来很慢很吃力，等周围的房子都盖好住上人了，她家的一间房子和半间厨房才算盖起来。就这样简单的房子也让她们一家住了二十几年。她西边的张景超家盖是木柱支起来的简易房，说是临时的，结果也住了好多年。
房子盖好了，银行里也不能住了。好歹那是个单位，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住了二十几口，的确不像个样子。对我们小孩子来说，住在银行里还是很好的，比家中那两间矮房子强多了。可母亲并不想住在这儿，说话办事都不方便，母亲的性子虽然不好，有时还是很照顾父亲的面子。总觉得家属住在单位里不合适。搬家的时候，我又踩在床上扒着窗户向狗肉巷里看，这几夜那个刘兴安的老婆不再哭了，也许是她小孩的病好了，她家的房子也盖好了，因为她是军属，大队里安排人盖的，两间很矮很小的土坯房，足可以遮风挡雨。
等到床铺，桌椅板凳快拉完时，我忽然想到一样东西，便满院子的四处寻找，找了一圈又一圈也没有找到。老刘见我这个样子，很关心地问我找什么，我也不敢说，还是柜子里墙角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