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景斌家和二叔家之间还有一排房子，这一排房子的情况稍复杂了一些，张景斌家那一排房子只住了他们一家，而这一排房子却住了四家人。第一家是张广济，中间隔了两间房子，这一户人家早就走了。再里面就是二叔家的两间房子，最里面是张景荣的宅子，他们家还有一个院落，因为二叔这一排房子没有到达冬瓜塘，剩余的就成了张景荣家的院子，这就是冬瓜塘西岸大致的情况，大多是张家的地盘。而且二叔这前后四排房子原来都是一个老祖先的，他们也是张氏家族中最大的一门。
我们家的前面住着两户人家，东侧的是我三奶家，西边的是张广亮的大儿子，张景超家。这个三奶也是很亲的，我们这一门从祖上分出了两支，前院三奶家兄弟四人，老大老二解放前就死了，老四就是我的四爷，很早就过继给了乡下的韩家，这位三爷的身体也不好，十年前就得病去世了；当时生病时家里没钱看病，就把他们的宅子卖了一半给张广亮家，当时张广亮花了四百块钱，结果这些钱也没有留住三爷的命，他病死之后，留下三奶孤儿寡母的过日子，一家人的宅子也变成了两家。
脚下划了一个口子，走起路来还是有点疼，一颠一颠的，母亲见了劈头就骂：“小鬼娃子，带着她们跑啥，掉沟里淹死了咋办!”一见大妹的两只脚都是湿的，举起手就要打，吓得我赶紧把脑袋往回缩，好在母亲只是吓唬我，巴掌并没有落下来，我便急忙去给几个哥哥搬砖。这前前后后的人家，一眼望去家家都在忙碌，有的在清理宅子，有的墙已经垒好，有的棚子已经搭好。便是搭棚子也要保证不透风，不漏雨，要不然冬天怎么过呀！二叔家的房子盖得比较窄，只盖了两间，东西两头各空了一间宅子，大概是砖头不够，或者是急着要住人，看着那两间成形的小屋，我就想这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近十口人怎么住呀。
张景斌叔叔家盖的是简易房，一下子盖了五六间。他们家分了两拨人，一拨人盖房子，另一拨在靠近冬瓜塘的空地上脱土坯，脱土坯的土都是从倒掉的房子里清理出来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原来的房子都是土坯墙，倒掉以后都清理出了一堆的墙土，堆在一旁像小山一样，家家都清理的很仔细，把夹在墙土里的砖头全都捡了出来，因为砖头可以立刻用来垒墙，墙土只能先脱成土坯，等干了以后再用来垒墙。张广济家是用砖头垒的山墙，中间的大梁用砖垛子支撑，这样的房子是可以长久住的。由于没有土坯垒前后墙，他就用两块木板夹在两个砖垛子之间，将湿的墙土直接砸到木板里，这也是一种垒墙的方法。长大后读《孟子》时，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有一句说傅说起于板筑之间，意思就是傅说干的营生就是往两块木板之间夯土，这种技术居然传了几千年，不得了，也算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前院三奶的房子还没有盖，她们从河南跑水反回来以后，就在院子的空地上搭了一个人字形的庵棚，里面只能放一张床，其他的东西都放在外面，夜里三奶和她的小女儿，还有我的那个小叔叔就睡在那张床上，我这位小叔叔和三哥一样大，只有十岁，我那个小姑也只有十六七岁，他们娘仨实在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房子给盖起来，只能先将就着。
我正在搬砖时，一个东西从头上掉下来，砸在我的肩膀上，低头一看原来是一颗干瘪的青枣，这才想起院中的这棵大枣树，这棵大枣树还是爷爷种的，二十几年了也只比大碗粗了一些，我当时还能抱的过来，枣树是喜旱不喜水的树种，这一次被水泡了十几天，树叶有些发黄打蔫，上面的青枣也开始干瘪脱落，这棵树是那种晚熟的大圆枣，到八月十五以后才会慢慢成熟，现在离八月十五还有半个多月，树上的枣都还是青的，有些干瘪的枣还在不断往下落，可惜不能吃，因为没有一点甜味儿。
二叔那边还支了一口锅，因为他盖房子还请了两个本队的人，这口锅是专门用来烧水喝茶的，中午我们也没有回银行里，就在家里吃母亲带来的干馍，又到二叔那边喝了半碗开水，这一个上午就算是过去了。天快黑时，住在西南角的二队队长杨志海从这儿经过，他和母亲都是西南角的人；老爷虽然是个孤户，却是个很厚道的人，和周围的邻居关系很好，而且也都是做小生意的，像炸馓子，做豆腐，煎豆饼，炸油条，炸麻花等，住在西南角的人大多都会，也有杀猪杀牛的屠户。这杨志海虽然是个队长，平时除了少干一些活，一般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像做豆腐，煎豆饼这样的小生意他家一样会做，逢年过节也会偷着杀猪杀牛，挣一些过年过节的钱。他们一共兄弟五个，他是老小，各家再生几个儿子，杨家在西南角一下子成了大户，别看这队长是领导几百人的小官，要是没有一点势力还真干不下去，他们杨家现在是西南角的大户，出一个队长也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都是邻居，又是做小生意的，他又比母亲小了十来岁，便很亲切的叫母亲一声大姐，他和母亲打着招呼，很关心地走到院子里，看看几个哥哥垒的墙问：“大姐，你也没找人帮个忙，这墙……”他的意思是说这墙垒的不直，母亲有一些怨恨地说：“找谁啊，别人家的房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