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晚上好像没有电，大人们都在忙碌着，我们也好像没有吃饭。小孩子们就是爱犯困，天一黑，一个个都跑到床上睡觉去了。尽管父母如此地忙碌，一切如此地不正常，我当时依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也不明白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第二天早上，大人的忙碌又把我们吵醒。我们住在后面那一排房子里，床都是头一天拉来的，上面还有很多包裹，我们就挤在包裹缝里睡觉。这一排房子的后面就是所谓的狗肉巷，之所以称这个名字，是因为本地有几个杀狗的屠户常年在这里卖狗肉。和天马街一样，往南一直通到洪河岸边，往北在工商联处汇入永安城的主街道。逢集时，这里也是很热闹的地方。不过让人奇怪的是，今天一大早这里就热闹起来，那些南来北往的人在巷子走动时，脚底下的声音非常怪异，总是哗啦哗啦地响，那声音好像是在麦地里搂耙子一样，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来来往往的人将这声音搅和成一团。我站在床上，很好奇地扒着窗户往外看，只看到人头攒动，却看不到他们的脚下。
正在我好奇的时候，母亲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她劈头就骂：“小鬼娃子，你想死了是不是，快点起来……”她一边骂我一边给两个妹妹穿衣服，我吓得一下子跳下凉床，啪啦一下，两只脚全踩到水里，原来屋子里已经进了很多水，我急忙跑了出来，院子也被淹了一半，那水还在顺着排水沟汩汩往上翻腾。有人试图用破麻袋烂布去堵那个洞，父亲制止了一句：“那能堵得住吗，快把东西往高处搬。”于是他们又去搬一些重要的东西。只一会儿功夫，整个院子都灌满了水。这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从昨天起大人们忙忙碌碌的原因是什么，发水了！这是我七岁时最深刻的记忆，但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害怕，也许是小孩子心智不全的原因吧。
临街的营业室比后院高出两尺多，但眼看着那洪水还是一点一点地漫了上来。我们家的粮食，二叔家的粮食，还有别人家的粮食，加起来十几包，眼看着就要被淹，母亲急得直哭，父亲忙和大哥、二叔，还有银行里的几个人将粮食抬到柜台上。这里是永安城的中心位置，地势本来就很高，柜台又高出地面三四尺，粮食放到上面应该不会被淹。可是这粮食包太重了，十几麻袋放到窄窄的柜台上，晃晃悠悠的一样不安全。事情紧急，也只能如此了。
粮食刚一抬到柜台上，水就漫了上来。这时政府里的干部又进来通知，说这院子也不安全，部队上的船已经停在河边，让我们都到河南那边去。银行里的事情比较多，父亲无法照看我们，也催促母亲带着我们快走，看着洪水一点一点地上涨，母亲只好让二哥背着二妹，她一手提着一个包裹，一手牵着大妹，出了银行的大门，我和三哥紧紧地跟着。三哥的手里好像提着一个小包裹，我的手里什么也没有，一个个都光着脚丫子。石条街也被淹了一半，并且慢慢地追着我们上涨，等我们跑到镇政府和卫生院时，回头再看，整个石条街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镇政府也很快被淹，不过水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
卫生院是永安城最高的一处地方，它的背后就是洪河大堤，水涨得再高也淹不到它，镇政府虽然和医院只隔了一个丁字路口，却矮了一尺多，只这一点点的差距足以让镇政府的大院里灌满水，镇政府的大院里人并不多，大都跑出去救灾了。不过这医院里却非常热闹，房檐下、大厅里、病房里，桌椅板凳堆得满满当当，上面又摞了很多包裹被子。好像是堆满了杂物的仓库。
医院往西三十米处就是狗肉巷的南口，顺着这个巷口往南五十米，就是药材公司门前的洪河大堤。这里的地势比较开阔，早就挤满了人，多是女人和小孩。我们到了之后，见到了爷爷奶奶和三姑，也见到了二叔一家人，他们早就来了，天马街天还没有知道亮就灌满了水，现在也不知道淹了多深了。二叔的母亲一见到母亲就说：“他嫂子呀，有人才从咱那儿过来，说俺家的房子，你家的房子全倒了，咱那的房子都泡在水里，快倒完了。”母亲一听，眼睛又红了：“房子倒完了，以后住哪呀，眼看着快八月了，这水头快要过去了，咋又来了这么大的一场水？”二叔的母亲也说：“谁说不是呢，老话说‘七月七，发大水，’今儿就是七月七，正好赶到点上。”于是大人们一阵叹息。
正这时，有几个人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走过来，我看过去，见是那几个上海下放青年在维持秩序，他们的头头带领着他们吩咐大家不要乱动，看好自己的孩子。那头头个头很高，三十几岁的样子，穿着一身黄军装，腰里扎着武装带，上面还别着一把很精致的手枪，这个人在当时的永安城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好像人都叫他师红宝，是镇革委会的主任。当年上海知青下放时就是他带的队，有一百多人，最后都分到各区各镇去了，他是可以留到县革委会的，是他主动要求来永安城的。这革委会当时是什么性质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它好像什么都管。什么学习班，批判坏蛋，投机倒把，打架斗殴，邻里纠纷，没有他不管的。我还真听说过有人拿他吓唬小孩，有一次前院的小孩好像生病了，一直哭个不停，他母亲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吓唬小孩说：“别哭了，再哭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