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际作战效力为依据来制定频域，作战时的战术只是根据具体战场情势而制定出的不规则战法，所以敌人无法根据你以往常用的某种套路来摸清你的战法。一切以当时的实际作战效能为衡量标准，所以逻辑上的完美追求与自娱自乐就自然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曹操本人深受谋战派《孙子兵法》的影响因而在其用兵打仗时总是喜欢讲求谋略逻辑和出敌不意，不懂得其谋略逻辑的敌人自然难以战胜他。可是，一旦敌人摸清楚曹操的谋战套路而曹操的谋略逻辑就接近于自娱自乐了。当曹操与吕布之间进行持续的战争期间，原属曹操部下却投降吕布的谋士陈宫就十分清楚曹操的谋战套路，曹操因此在作战的过程中吃过不少苦头，曹操应该感到幸运的是，只是因为吕布本人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征才使得曹操谋战套路最终没有因为陈宫的熟知而致曹操于死地。
现在的某些人讲授兵法，并不从正面教给人们基本的军队状况并由此出发制定切合实际的战法，而是只谈如何以奇取胜和进行迂回包抄并且以为只要掌握了这些就可以赢得胜利。树木之所以能够在狂风暴雨中屹立不倒，那首先是因为其根基深厚并且枝杆强劲，但是那种只讲谋战的人却反而认为只是因为树木的枝叶强劲所以才没有折断，这就是本末倒置了。
《孙子兵法》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对于奇、正之变的看法区分
二者相同的地方是，都认为兵法以、奇为两个构成部分，并且战争胜利是运用正、奇之兵的结果。
不同的地方是，《孙子兵法》强调以正出、以奇胜，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指出正和奇都可以致胜因而并没有特意单方面去强调以正或以奇致胜。
正是因为对于正、奇致胜的侧重点和理解上的不同，才使得后者前进了一大步。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孙子兵法》所强调的以正出、以奇胜只是代表了一种致胜的战法，这当然与孙武本人偏好于谋略战和迂回包抄之类的出敌不意的战法有关联，因为偏好于一种战法而对归属于这种战法的某种具体的致胜之道推崇倍至，这就是《孙子兵法》的思维模式中崇尚谋略、相对轻视实力对比与正面进攻的根源所在。相反，李靖既然认为正和奇都能够致胜、对待正和奇不能偏向其一，这样他就对兵以诈立的观念产生了怀疑、至少他没有按照孙武的谋略战逻辑来作战。
整体而言，可以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但绝非全部，前者摒弃了后者崇尚谋略战和迂回包抄的态度和做法，因而能够对正、奇之变做出更加准确的理解。
之所以会出现三种截然不同的战法类型，正是因为当事者对于战略的三个环节认知不同和各有偏差，而一旦掌握了战略的生命线，就可以从根源上摒弃掉此三种认知偏差。
商人的生命线
商人的生命线是金钱，只有那些抱有投机取巧心态和急于求富的人才会为了获致财富而获致财富，一个成功的商人知道金钱只不过是他经营的一种力量形式，这种金钱的力量形式在他手中能够运用自如，但是他自己却没有钻进钱眼里面。
作家的生命线
作家的生命线是文字，文字才是作家手中真正的武器，而文字的塑造则构成了作家本身的存在意义。作家当然不能离开物质需求而生存，但是假如他离开了文字本身，而他就根本无法成为作家。
政治家的生命线
政治家的生命线是权力，财政、军事这些构成现代国家必不可缺的要素尽管必然要与政治家的活动紧密相联，但是却始终无法替代权力在政治家进行政治活动过程中所发挥的那种支柱作用。
军事统帅的生命线
军事统帅的生命线是军队，但是那些金钱战争理论的信奉者们却声称后勤、财政才是军事统帅的生命线。作家、政治家们，当然可以用金钱来作为贯穿其活动状态的一个线索，但是你更应该清楚，对于这两种人而言，金钱这条线索不仅不符合他们各自的专业素养而且在很多时候根本无法替代他们的职业生涯。我们要寻找某一种人的生命线，则必定要与这个人日常所从事的活动、其所从事的职业对于其内在素养的要求这些方面来进行探索，除此之外，其他的线索即便存在也无法构成其根本的生命线。
对于一个军事统帅而言，假如他以后勤、财政为生命线，那就意味着他必然要承担起政府工作职能，而这必然同时分散他对于整体战争状况的掌握。相反，军事统帅以军队本身为生命线，绝不是说他就不必关注后勤、财政这些要素了，而是说他在关注这些要素的时候是要放在军队及其活动这一整体性的视角和过程中来考量的。因为无论如何，最为直接地影响的决定战争结局的是，是军队及其活动。
战略的生命线
商人的金钱、作家的文字、政治家的权力、军事统帅的军队，这些不同人群的生命线的形式尽管不同，然而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战略又可以细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战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