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不过在实际的过程中却有效力的高下之分，人们更加倾向于将实践效力高的路线称之为正确的，反之即是错误的。太平军在1856年选择营建根据地的做法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要太平军能够成功地凭借着南京周围的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而清朝政府的力量必然会被渐次消耗殆尽以致于最终导致清朝灭亡的。但是，还是实践层面出现了问题，太平军实际上没能立于不败之地，其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后来被证明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十分困难。这就回到了对奠基派过分夸大根据地的作用进而在实践中出现偏差的批驳这一问题上，先为不可胜的做法一旦遭遇失利，不仅根据地本身难以保全，甚至于军队本身也将会遭遇覆灭的厄运。太平军营建根据地、先为不可胜的做法没有在实践上成功，而它很快就遭遇了覆灭的厄运。
完整的根据地思维，实际上是包含着军事力量的创造、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的，只不过一般人习惯于将根据地理解为片面的以创造力量为要旨的模式，而奠基派则将这种惯性思维上升到理论高度因而固化了创造力量这要旨。由此，当奉行奠基派学说的人进行战略实践时，他们所采取的原本就是已经被固化乃至僵化了的力量创造模式，可是他们却并不以此为意，而是先入为主地对这种力量创造模式深信不疑，在实践中他们只会将各种失利和挫折归咎于客观条件不足或者是自己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有限，却从来不去深入思考他们所信奉的力量创造模式本身究竟是否存在着致命缺陷。在这一方面，奠基派与尚谋派之间大同小异。
游击战中的根据地
游击战的方法，是针对一部分军队的流动作战模式而言的。由于游击队的规模通常很少且行动灵活，因而既不能像正规军那样从正面战场上改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也没有固守某一特定阵地的死板任务。游击队的作战目标却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任何可能的条件下攻击敌人，而被攻击的对象可以是敌军的正规部队也可以是敌军的效能线、后方据点。
但是，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却与正规部队有所不同。一支正规部队受命进攻某一特定敌人或者防护某一特定阵地，尽管他们也需要保存自己，可是通常为正规部队为了完成指定任务而可以战斗到最后、甚至自己全军覆没，对于正规部队而言，消灭敌人是首要的、自我的保存是可以根据特定的战斗任务而牺牲的。相对应，游击队的作战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首要的关注点是保存自己，只有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才能进一步打击敌人。所以，人们可以看到，一支怀抱着必死之心的正规军为了阻挡住敌人的推进而拼杀至最后一兵一卒，而一支、奉行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之作战原则的游击队则总是能巧妙地避开敌人的锋芒。
无论游击队与正规部队的作战特征和作战模式有着多大程度上的区别，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即是他们都需要遵循军事循环系统中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正规部队通常有着明确的和固定的根据地和基地，游击队总是能够隐蔽在崎岖的地势之中或者以民众的身份隐藏在敌人眼皮底下，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游击队就不需要根据地和基地了。那些纯粹地以游击战为军队作战途径的一方，其游击队的物资输送和兵员补充也会来自于某一个或几个固定的根据地和基地，而那些能够将根基广泛地扎在民众中间的游击队则可以从任何地点的民众中间得到物资和兵员补充，当然，游击队通常也会将作战目标锁定在敌人的运输队或者某一个据点之上，而这时他们就可以直接从敌人那里获取物资补充，无论处于哪一种情势，游击队都需要有根据地，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势下承担根据地是不同的地理、民众和临时形式。
也正是因为根据地不固定或者很狭小、甚至更多时候是临时性的，这又反过来限制了游击队的规模。但是也正因为根据地的隐蔽性和临时性，使得敌人对于游击队的作战模式常常感到束手无策，想要彻底击败游击队却因为游击队避敌锋芒而找不到作战对象、想要铲除其根据地却又总是难以搜寻到，而且即使是搜寻到了游击队也会提早转移其根据地，除了流动作战的特征之外，游击队最为擅长的一点还在于他们对于隐蔽性和临时性极强的根据地的营建。对付游击队，有时会感觉坚壁清野的做法是海底捞针，但是这种做法却总是能够给游击队的物资和兵员补充造成严重的打击，至于游击队本身，则需要组建几支机动性强的独立战斗大队以期在流动作战中消灭之。
根据地内的力量循环系统
根据地是这样一种东西，力量在其中不停地被创造、维持和供给外线使用。力量循环系统并不局限于根据地的地理界限范围之内，但却是以根据地为基本依托的。地域面积广阔，但是其生产力量的能力微弱，远不足以供给外线使用，而广阔的地域就难以有效地发挥出根据地的作用；地理范围狭小，但是物产充盈，创造出来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外线使用的速度，因此狭小的地理范围就可以充当起强有力的根据地。由此可见，一片地域究竟能否充作根据地，并不取决于其外在的地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