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常有的，但我们往往因为不常有的事情而忽略了喝水这样紧急的事情，“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他把这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了。
2、他赈灾事，前文说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之后大旱。既如此，苏轼干吗要乞开西湖？大凡大型的水利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均在风调雨顺日子好过时作为，哪有灾荒年还大兴土木的？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其实，历史上的记载，说，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这都是苏轼的自说自话造成的。在这个年代，包括之后的几百年，一州之长，上书朝廷，写的是什么，普通老百姓是不知情的。后人只是依文人的记载为准，哪知当时的实情。关于现在的苏轼，所在的杭州，有没有灾，这不重要，这本就是这通讯不发达、文化不普及的年代的黑洞。苏轼为得到朝廷的钱粮，不顾与之矛盾的大搞水利疏浚的事实，说，杭州和两浙灾了。而历史上就有记载，当时的侍御史贾易、杨畏、安鼎就曾联名上书驳斥苏轼关于两浙灾荒的上书，说，情况不实，并要求朝廷重新调查核实。
纵观苏轼的一生，每到一地，就伸手向朝廷要钱要粮要政策。现在在杭州的苏轼，他是两浙路的一把手。两浙路包括后世的浙江省、江苏省的南部、还有安徽省和江西省。这里，有“苏杭”两个“天堂”；这里，有富饶的杭嘉湖平原；这里有“苏常熟，天下足”。无论如何想不通，腾挪转移，苏轼抱着金饭碗，还要向中央“乞”，这不跟后世那些******、养小三、住洋房、开小车的职业乞丐一样了吗？你苏轼，身为父母官，不思发展民生，就知吃饭伸手，宋之士大夫，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可见一斑；又，其，毫无责任感，不思努力奋斗，啃爹啃中央，纨绔加无赖，还要筑牌坊，此风盛行，宋，哪能不亡？且，即使“浙西有荒”，你“苏常熟”，干吗不“腾挪”？
王木木看了眼现下的杭州，既非荒年（荒年还在三潭印月吃三坛酒？荒年还在苏堤大吃东坡肉？），也非大丰收日。至于决定用修葺官舍的钱买米赈济饥，观苏轼的一贯言行，不可信。至于反复上疏，减赋税，免积欠，加大仓米购入，拨米赈饥，等等，均属无事生非。苏轼不想无为而治，他要在项目中获利，所以，朝廷既收到了荒情奏请，又矛盾地收到了乞开西湖状。这个年代大宋的两当家人，是两女人，是两苏粉，是不懂油盐柴米的宫中人，看不出猫腻，被他糊弄了。
说苏轼“勤政为民”，呵呵，看看吧。先看看，苏轼是怎么来到杭州的吧！苏轼第一次来杭时，外放令已下，苏不想走，“自此留京师几一载”。直赖了一年，厉害不厉害？王木木都想去吏部问一问，苏轼这一年的年薪是该在汴京领，还是该在杭州领？苏轼直至“明年夏末秋初”才扭捏着赴任。途中，还狂玩，在泗州，作《泗州僧伽塔》。又去灌酒欧阳修，而且还是花酒，在颍州西湖之上，苏轼“插花起舞为公寿”，欧阳修“醉后剧谈犹激烈”，结果把欧阳修灌得起立时摸不着船帮，险些跌进湖中，以至苏轼走了不久，欧阳修也就一病归天。呵呵，好一个“勤政”！好一个“为民”！
自知于“政”“无术”的苏轼到杭后，就是玩。玩和尚，玩小妞，玩名士。他在“春时每遇休暇”，与民同乐，“必约客湖上”，在“山水佳处”，“群妓毕集”，酒足饭饱后，“营妓皆出境而迎”，“每客一舟”，“各领数妓任其所适”，随便去何处，随便搞什么。爽完后，再“鸣锣以集”，同志们再回酒楼，吃喝到深夜，“极欢而罢”，“列烛以归”，以至“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苏轼领“千骑骑过”，风头出尽，“实一时盛事也”。所以，亲民，爱民，要搞清民的概念，在宋，民有士农工商，无固定资产者，皆为从贱业之贱rén。苏轼礼不下贱rén，他亲的是“士”与“女”而已。
说苏轼“勤政为民”，有时，还不如说他好逸恶劳了。纵观苏轼，在密州，在杭州，在惠州，都向朝廷提出过减税减赋。如果能减，士农工商，哪个不会高兴？问题是你苏轼是一政府官员，如果全国各州都提出这个建议，这个国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国家还能是个国家吗？
苏轼他早就宣布过，我们士大夫远离家乡出来当官，“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一是为了国家做点事情，“亦欲取乐”，玩的也要开心，“此人之至情也”，如果把当官的搞的很穷，“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就会国将不国，“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所以，苏轼的“勤政为民”，只是其“太平之盛观”的浮像。苏轼期待的生活是“万斛船中着美酒”，像陶渊明一样屁事不做，只是“与君一生长拍浮”，混日子。苏轼常抱怨：“公厨十日不生烟”，我们已经有十天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了，非常没有油水，红裙美女的轻歌曼舞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更望红裙踏筵舞”。
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一诗中，说当年玩的爽，“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现在想来仍是口齿留香。他仍然希望能够百无一事的“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但此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