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正月初四，是小裁缝荷香出阁的大喜日子。
父亲当了一辈子会计，没少出门吃香的喝辣的。同行嫁姑娘，他给人面子，得登门道喜，去送一份薄礼。这天，父亲让母亲去送人情吃喜酒。母亲懒得去，称胃不舒服。其实，母亲是心里不舒服，儿子23岁，还光棍一条，她心情不好；而且母亲知道儿子追求过荷香，被村里无口德的人戏说是懒哈蟆想吃天鹅肉，她去吃喜酒脸上无光。
父亲那壶不开揭那壶，竟然叫我去。我一往情深的女子出嫁，新郎不是我，觉得整个世界仿佛在戏弄我，心里只有一个酸字，更不会去。
推来推去，还是在省城上大学回家过寒假的六妹作羊家代表，前去荷香家贺喜送礼赴宴。六妹在大学省吃俭用，肚里没有什么油水，正好可以饱餐一顿。
下午4点多钟光景，荷香坐上花轿，被接亲的队伍热热闹闹地抬走。荷香坐上大红花轿的那一刻，起驾的鞭炮，噼里叭啦的爆炸声惊天动地，我心惊肉跳，大病了一场。
痛定思痛，我废寝忘食地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题目叫《荷香》。满怀希望把《荷香》寄给了《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的一位作家老师，结果等到的还是“立意不高”退稿信，我苦闷不已。这部中篇小说，耗费尽了青春的全部力量，仍然不能被印成铅字发表一举成名，这种痛苦比他向荷香失败的痛苦还要强烈和绝望。
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写出小说成名，何愁前途无知己。现在写小说又失败了，我比失恋还痛苦。人人都说黄连苦，我比黄连苦十分。
这次失恋后的写作失败，我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一块搞创作的料，如果执迷不悟，仍然顽固不化地一条道走到黑，将来真有可能一事无成，只能配娶九儿那样的女子为妻，了此残生。
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沉寂了多年的文坛开始热闹起来。《泪痕》、《班主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一出来迅速迅速轰动全国。19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各地文学期刊相继复刊、创刊。我等生于1960年代的高中生，读大学无望，又不甘心老老实实地在家种那一亩三分地，纷纷加入了文学青年的大军中。根据文学青年这一庞大的市场，文学期刊相继办刊授班，文学创作函授班，辅导文学青年创作，培养文学新人。
我跟风投资10元人民币报名参加了《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学习。我把对荷香的单相思写成一首首诗歌，一篇篇散文，投寄给《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没有一篇被函授老师看中推荐发表。每次老师在退稿信中首先说，来稿具有生活气息，文笔流畅，然后就说缺点，立意不高，缺乏意境。最后就是鼓励，多写作练笔，多读好的文学作品。
我对拼尽全力创作出的中篇小说《荷香》寄予了厚望，可是函授老师仍然在退稿信中说，小说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人物性格形象刻画不鲜明，缺乏细致的环境与场景描写，便缺少令人心动的细节描述。小说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必须提练出引人积极向上的主题。
看了这些千篇一律的八股点评文字，我痛苦不堪。写的是自己失恋的亲身经历，抒发的是真情实感，仍然不能发表，我实在无招了。
我没少读作家与文艺评论家谈创作之类的文章、书籍，深知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天才型作家，凭借其天才的想象才能，天马行空地创作作品；一种是游历型作家，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经验写作，一举成名。我考量自己将来即使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也只能是一位游历性的写作者，靠自己的人生阅历、经验与勤奋创作，做出一定的成绩。
感情受了挫折，在精神上，我还有文学创作来支撑。我用尽了所有的人生积累创作出来的中篇小说《荷香》，又被函授老师枪毙，似乎给我的创作前途也判了死刑，使我不得不深刻反省自己今后的人生之路该朝哪个方向行走。
三姐夫常年在外做瓦匠手艺搞副业赚钱，家里的责任田三姐有时一个人忙不过来，家里出资雇请农村的闲人帮工。请人栽一天秧，割一天谷，打一天农药，捡一天棉花，主人家付给帮工者一定的工钱，包吃包喝。三姐夫常叫我给三姐帮工，他趁机向三姐夫索取劳动报酬，作为购买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具用品与书籍资料的资金。
我给三姐夫帮工，他不仅给了工钱，还送给了我一个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他们结婚的1970年代，收音机、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四大件，俗称三转一响，新婚夫妻，必须置备。三姐夫见小舅子帮他干活很卖力气，随叫随到，心里很是疼爱喜欢，把家里买的结婚用品之一的一个收音机额外送给了我。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我在农村一心从事文学创作，也不忘从收音机里收听新闻联播。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大力扶持农村的能人搞专业户，从事养殖、种植专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农村谁成了万元户，被各大媒体重点宣传，成为公众名人，加入当地的政协组织。
行行出状元。人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