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陶四爷撕了日本领事馆的悬赏告示，一路仍是气呼呼的，沈立清劝道：“陶老先生，您这又是何苦呢？日本人要不是欺人太甚，怎么会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又怎么会来进犯我们天津呢？别管他，他贴他的告示，咱办咱们的事。”
陶四爷想想也是，他们侵我国土杀人放火，什么亊都干得出來，区区一张告示，这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他想到他们悬赏缉拿的人有他的儿子，作为父亲，他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人推到刀尖上呢？因此，他撕了这张告示，尽了父亲对儿子的一片呵护之心。
他还在想，这告示的引诱力太大了，要是那些贪图富贵的亡命之徒，那些汉奸，那些良心泯灭的小人看到了这张告示，那他儿子随时都有可能遭人暗算，尽管今天撕了，明天他们还可以再贴，但撕了毕竟看告示的人要少一些，儿子遭人暗算的可能性也会相对减少，况且天津现在还在我们中国人的手里，他日本人要张贴悬赏告示也只限于在他们的领事馆，其他大街小巷公共场所还轮不到由他们发号施令。国人对小日本恨之入骨，去日本领事馆那地方的人不多，只要一次一次的去撕，那告示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少，因此他准备还要去撕。
有了这个想法，他把联系夏汉芝转交捐助物资之事干脆交给沈立清，反正儿子一时也见不到，那就干脆专注告示这件事。
第二天，他坐个黄包车又来到日本领事馆门前，果然在昨天张贴的地方又贴了一张告示，那告文还是和他昨天撕去的那张一样。他四下瞧瞧，看看没有人他又一把撕下了这张告示。第三天他再去，那墙上又贴了一张，告文仍是一样，不过比原来的贴得高了许多，因为贴得高，所以篇张比原来的要大，字也粗，看上去更醒目。
这回他撕不到了，他想了个办法，在一处林柳成荫的护城河边，他折了一根树枝，他本来就年迈，干脆就把折来的这根树枝当成拐棍，他拄着拐棍回到领事馆门外，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等了一阵，看看没有人了，便用这棍子顺墙往上擦，没几下便又把那张告示给凿了下来。
如此往返，陶四爷一连撕了日本人的告示七八次。
日本人不明就里，不知这告示是风吹了还是被人揭了，或者被人故意撕了。他们不解，要是风吹了，在附近又没有看到吹落下来的纸张，要是被人揭了，又没有人来邀功领赏，他们猜测，中国人对日本人痛恨，会不会有人故意在暗中和他们作对？为了弄个明白，后来领事馆专为这告示放了暗哨。
陶四爷又一次来到了领事馆门前，这一次领事馆的门前比以往更清静，陶四爷不疑有诈，仍和以往一样，看看没人便又去撕扯告示。然而这一次可不同以往了，正当他扯下告示就要返身回转的时候，两个暗哨噌地窜了出来，一把将陶四爷逮住，把他带进了领事馆。
到了领事馆，几个日本武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对陶四爷一顿拳脚，将他打昏在地。过了一日，陶四爷苏醒了过来，可是他全力疼痛不能动弹，他周身摸摸，四肢虽然没有断残，可是却象钉了无数颗钉子，钻痛钻痛，两胁更象插了两把尖刀，疼切心椎，他估摸怕是被那顿拳脚跌断了肋骨。
他醒来不久有一位穿白大褂的人为他打了一针，过了一阵他的疼痛轻了些，他想，大概日本人要提审他了，所以给他注射镇疼剂什么的，该怎么应付呢？他思索起来。
他想，天津虽然还在中国人手里，可这领事馆却是中国人的禁地，在这里他们要扼杀他，简直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如果了无挂牵他死不足惜，可是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的是见儿子，还有就是为交送捐献物资，现在儿子没有见到，交送捐献物资虽然交给了沈立清，但也未见眉目，故乡子弟为了抗日正在前方受困，他还要回去发动捐赠，田园会十八代传留下来的基业在他手上，他还要回去执掌，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他不能死在这里。他也清楚他在这里除了沈立清其它无亲无故，所押运的捐献物资只有沈立清知道，现在稳稳当当地存放在他的仓库里。日本人查不出来他什么，不如扮演一回游手好闲的角色，巧与周旋，说不准能蒙混过去。
他被带到了领事馆的接待室。这里是接待外交客人的地方，前一天一顿拳脚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现在把他带到这个地方，看来是要对他来软的了。
现在接侍他的是一位白白净净的中年人，戴副金丝边眼睛，蓄着两撇小胡子，鹰勾鼻，尖下巴，说不出他是阴鸷还是文静，陶四爷估摸，此人大概就是领事。
领事让他入座，陶四爷负着伤痛，实在无法站立，便不客气，在靠墙的长条沙发上半躺半倚的靠着坐下。
领事又亲自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到他面前的茶几上，说：“老先生的请喝水。”陶四爷又不客气，便喝水。
领事见他很配合，先绕开主题和他套起近乎来：“老先生，你的哪里人呀？”
“江北人。”
“江北的离这里大大的远，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无业游民，混呗。”
“是吗，都混些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