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日本人进逼天津，在外围受到天津守军的英勇阻击，激战一月有余总难以推进，无奈之下他们在城内的领事馆贴出了悬赏缉拿夏汉芝、陶斯任的告示。
人们不解，英勇抗敌的天津守军何止万千，日方为何单单悬赏缉拿一个夏汉芝，一个陶斯任？这要说到“九．一八”以后中**民的抗敌。
“九．一八”以后日本人战领了东三省，但是侵略者的野心并未满足，未久又向我长城一线大举扩张，继山海关失陷以后，日本人又侵占热河，进逼平津华北，国人舆论大哗。面对国人指责，国府蒋主席拿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为替罪羊，令其引咎辞职出国考察，让亲日派头号人物何应钦接管北平军分会。何应钦接任后便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日本人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大片大片的国土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出入。
日本人得寸进尺，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迫于日方压力，国民政府又同日本人签订了“何梅协定”，同意国府的中央军，东北军撤出河北和天津，只留二十九军驻守天津维持治安。日本人欲沟难填，继续制造事端，而国府亲日派则一味退让，未久，又与日本人签订了“秦土协议”，割让出察东六县。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使日本人肆无忌弹，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天津。
此次他们进逼天津，原以为天津守军会听到枪声即撤，因此他们傲慢轻敌，长驱直入，没想到在天津外围却受到了猛烈的阻击。
他们低估了二十九军的民族气节，更未想到的是，在塘沽一带有一支人枪数千的守军。看起来像土包子，军服褴褛不堪，神形腊黄肌瘦，可是冲杀起来都如神兵天将，人人勇猛，个个扬威，比他们那些用武士道精神熏陶出来的圣战狂徒还要拼命，因此他们在塘沽一带被粘住寸步难进。
进逼天津的日军里有一名指挥官叫武田一郎，被土包子队伍粘住的主要是他的部队，他不得不对这支士队伍刮目相看，于是他招来情报官详细的了解这支部队。
这情报官原是在中国习武的日侨，通晓日语和汉语，对目前中国境内的政治局势很了解，他的情报获取能力也机警惊人。现在不知他是从哪条线上得来的机密，对这支土包子部队的情况知之颇深，他告诉武田一郎，这支部队没有中**队的番号，他们打的旗号是江南抗日义勇军，并且力量不薄，据侦探了解有五千多人枪，按中**队的建制，大约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这支部队的长官叫这夏汉芝，原是东北军张学良帐下的副官处长，听说张学良不战而退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为报家仇国恨，更为摆脱他上峰对他的抗敌的束缚，便让他的这名副官处长回江南老家招来了这支蛮兵。
武田一郎听着骂了一声“八格”，并情报官给他细细的说来，情报官便说，夏汉芝招来的这支蛮兵名义上叫的是江南抗日义勇军，实际上是张学良的另一支部队，据说所有给养都在原来的东北军里抽调供给，张学良这样做为的是为摆脱他们那个蒋主席对这支部队的节制。他们没有番号，没入中**队的编制和序列，因此他们不受节制，想怎样打就怎样打。不过现在好了，他们的靠山张学良引咎辞职去了国外，他们的给养断了，全靠地方上民众的捐助苦撑着。
“呀唏，”武田一郎听着又兴奋起来，说，“怪不得土包子的穿得破破烂烂的，皇军的不怕。”
情报官见武田一郎又傲慢起来，便问：“长官，你知道这些土包子为什么如此用命吗？”
武田一郎正想知道这方面的事，便问：“你的知道他们的奥秘？”
情报官告诉他：“这个的不是什么奥秘，而是受使于一种信仰，就象我们的士兵受使于效忠天皇一样，他们也受使于他们的主义，不过他们的主义比我们那个单单的效忠天皇要深奥得多。什么工农革命呀、什么人民当家作主呀、什么马克思主义呀，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等等、等等。对他们的这些个主义、思想，一般人不理解，而理解了他们就会像着了魔一样为它用命。现在这支土包子部队就是着了这种魔，所以能用命，自发的用命，这种自发的用命甚至还要超过我们的武士道精神。”
“八格”，武田一郎听得这一说恨恨的，可是他不明白，问道：“我的听说他们都是粗人，种田的干活，怎么就着了这种魔？”
情报官说：“这正是我要向长官说的，中国有句老话，叫秤砣虽小压千斤，这支部队之所以着了这种魔，除了他们的长官夏汉芝治军有方，对士兵视同兄弟，士兵愿意为他效命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谁？”武田一郎穷追。
情报官说：“这人叫陶斯任，是夏汉芝手下的一名小校，军职虽然不高，可是影响却不小。他出身富商，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激进，在读书期间就组织过学生们的运动，为此他还被他们的当局关押过。他很信仰他们的那个主义，与夏汉芝又是至交，因此，在夏汉芝主持的士兵会上，常常有他的演讲，他就像西方的传教士一样，向这些土包子灌输他们的主义，灌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