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生发溯源浅说
孙成斋著
四、刘邦增封了黑帝神
刘邦虽然是开国皇帝，他并没有过多的铺张信仰。刘邦起兵时祷告枌榆社。枌，是白榆树，嫩叶可食，榆即榆树，这是丰沛一带以榆树为祀物的神社，也是一方之神。起兵后称沛公，祀蚩尤，为祠添置旗鼓。公元前206年10月，西进咸阳，立为汉王。次年，东击项羽，入关。问左右，“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下属回答有四帝，即白帝、青帝、黄帝、赤帝各立有祠。而刘邦却说，“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下属答不出所问。刘邦却自解其问，“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遂增封了黑帝神，这似乎有开玩笑的意味，但是依照刘邦豪放的性格又不算过分。按刘邦的旨意，增立黑帝祠，称北畤。有司主持祭祀，刘邦不亲自参加。为了确立汉朝是秦朝合法继承者，令把秦朝的祝官全部招回，也像秦一样设置太祝、太宰，实行像秦朝一样的礼仪。随后，又令每县设“公社”，作为公祀之所，这无疑对传承信仰、统一礼仪有积极作用。又以诏书的形式加以强调，“吾甚重祀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祀之如故”。强调“当祠者”，而非淫祠淫祭。可见刘邦之信仰是严肃的、有分寸的。
天下大治后，刘邦进一步规范当朝的信仰。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邑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看来刘邦为了统一天下，居长安，但仍不忘“根据地”的神灵。把“兵神”蚩尤之祠立于长安，这是史无前例的，秦不祠蚩尤，蚩尤是东部齐国人的保护神，丰沛属东，刘邦起事于沛县时曾祠之，为祀蚩尤，令在长安置祠，并设祝官、女巫，以彰其尊崇。全国各地并不因为汉朝统一天下而信仰划一。梁地之巫，信奉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神；晋地之巫信奉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地之巫，信奉社主、巫保、族累之神；荆楚之巫，信奉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神。九天巫，信奉九天。以上诸神均以岁时祠于宫中。（黄）河之巫，祠河于临晋，南（商）山之巫，祠南山秦中。
汉八年（前199年），有谓周人兴起之后在邰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汉为右扶风的斄县）立后稷之祠，至今哺养天下。刘邦听从下属建议，诏令“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汉十年（前197年），又令县以每年春二月和腊月，祭祀社稷，牺牲为羊猪。这是“官祭”。“民祭”每里（辖一百户）根据财力自行设祠以祭祀。刘邦到底是政治家，他不断规范祭祀以统一信仰，这对汉帝国的国家运转、稳定民心民意具有重要意义。祭祀自古就是国家大事，五帝之祭本应由“天子”完成，刘邦偏不为，也未议封禅之事，可见刘邦把统一祭祀，是作为建国方略看待，并非为自己长寿的私行。
质朴方显伟大。刘邦晚年确有儿女情长、优柔寡断之嫌，长期错误处理吕后与戚夫人、刘盈和刘如意的关系，积怨成仇，为日后吕氏专权称制提供条件。也就是说，刘邦晚年治家的失败，导致刘氏江山易姓。更体现出作为政治家的刘邦，也是**凡胎，他相信神灵，但并没有被信仰缚束，他推行统一祭祀的神尊和祭祀的礼仪，使原来纷繁而无序的祭祀活动，因大汉帝国的建立而逐渐规范。也正是因为刘邦既平凡又伟大，信神又不神化，既下诏统一“官祭”，又允许各地沿祭地方之神，既要求每里设祠，又允许视财力而酌情。刘邦及其子孙的贡献，使大汉疆域内的语言、文字、宗教、文化、哲学、科技，惟中国马首是瞻，宗主意义的“中国”，很快与“大汉”等量齐观。“汉”被标签化后，汉语、汉字、汉乐、汉医、汉赋及其汉人、汉族、汉家、汉兵，乃至汉水，是融和了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广大地区众多部族，遂以国为族名。所以，称刘邦是汉民族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国家的缔造者，应是当之无愧。
经刘邦四次下令规范祭祀，到文帝时臣民的信仰进一步得到统一。有关祭祀的制度，经惠帝、高后而无改变。高后吕雉于八年（前180年）七月去世，高祖老臣周勃、陈平、灌婴联手夺军权，诛诸吕，除少帝，刘邦中子刘恒即位，是为文帝。刘恒是在颤惊无措中被扶上皇帝位的，对老臣们是言听计从，恪守刘邦治国之道，在前179年至前157年的23年内推行德治，“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汉初的战争创伤进一步恢复，出现了“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的好局面。自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始，西汉的厚祭和造神之风开始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