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和安全问题还好，大课间活动没有搞上去， “一票否决制”，你的劳累又泡汤了。最后，你的各项工作都好，但是你不顺毛，和领导顶撞了几句，和同事拌了几句嘴，哪怕是轻轻几句，传到刘校长的耳朵里，对不起，“一票否决制”，你所有的贡献全完了，被一竿子打到了地狱。
由此，在这样的高压下，大家工作都提心吊胆的。后来实行工作实效和工资挂钩，大家更是生活在如履薄冰的恐怖中，害怕一个不慎，那点儿糊口的工资也没有了。试问，在这样的氛围中，教师哪来的工作激情？更不要说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了。大家都机械人一般地生活着，唯恐哪一天祸事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个“组织处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如果你在大会上被点名，强迫作检讨，会后回到办公室，都感觉空气冷飕飕的，好像若干年前的右派一样，日子非常难熬。
大家被“一票否决制”整怕了，平时情绪都非常低落，在办公室很少说笑的。“莫谈国事”更是成了口头禅，甚至半路遇见也“道路以目”，不敢多言，害怕是非上身。在这种氛围下，区上年年六年级会考，这个学校都是倒数第一。
教师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没有人能保护他们的权利，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却非常高，高到超出她们的承受力。学校有个屁大的事情，家长就告到了教育局或法院，而且一告就告倒了。对张兰这样的弱势中的弱势女教师来说，更是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天生是任人宰割的命。
如此这般，教育局还是觉得对教师的要求不够严格，下达了“城乡置换交流”的政策。要求把年终排名在最后的教师下放到边远山区锻炼一年。如果锻炼效果没有显著进步，就永远留在乡下了。
这样，全校教师更是人人自危，惊恐万分，只有死命地抓成绩，抓安全，看领导眼色行事，唯恐被“一票否决制”招呼到，从而被下放到乡下，这样家庭工作两不顾，还有什么活头？
这样的政策，这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小青年还好说，可把张兰这样的女教师吓坏了。她已经到了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那么重，没有了当年的精力和豪气来折腾了。想想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她就头皮发麻。她到了那里，平平谁照料呢？再说，还锻炼什么呢？她当年在穷山沟已经奉献了十年青春，该经历的也已经经历了，现在怎么着也得喘口气吧？
可事情的发展往往就是这么奇妙。在大家的料想中，下乡锻炼的人员也许真的是那种口碑不好、吊儿郎当不好好工作的同行。但是恰恰相反，这样的人往往在逍遥自在地继续在原单位上班，而当头棒喝的往往是张兰这样的“老实蛋蛋”。
城乡置换交流的政策下发不久，张兰就听说一个学校非常激进，为了响应上面号召，把排在末尾的三名刚满产假的女教师发配到了边远山区。她们当初为了贡献社会，晚婚晚育，没想到落下个这样的结果。三十多岁生了个孩子，因为产假被排在了末尾。大家在教育局哭泣，有什么办法？劳工法不是每个人都能依靠的。她们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好哭泣着下乡去了毕竟这个饭碗来之不易，十年寒窗不能白读啊。
两个月后，张兰听说一个女教师由于所处的山区边远，无法照料孩子，托人照看，最后患急性病夭折了。这位教师自己由于患有子宫疾病，也不能再生育了，成了失独家庭。
鉴于以上所见所感，张兰越发心惊肉跳了。
但是刘校长不这样想，他阴沉沉地觉得这个政策不错，是体现自己大权在握的时候了。他在教师的各项考核指标上圈圈点点，让他们恐怖到极点，暗中潜规则得越厉害了。不是么？刘校长刀子利，这在全校是有名的。
张兰没有清明的参谋指示，她一个女人家，不敢轻举妄动，就没有拜访过人家，一次也没有，就为她后来的祸患种下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