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羽想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去南山公墓将曲商的骨灰取出来，带走。
曲商死了五年了，曲羽再次走进南山公墓，一切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曲商的墓上有不少的雨痕，他抚着墓碑，只想放声大哭。在公墓管理所办完手续后，他在曲商的墓前焚了三支香，默默地站了好一阵——曲商，这些年里，你在干什么？你想回家吗？
用水泥扣合的墓盖并不牢靠，他用钎一撬就开，里面薄薄的一层土掩着曲商的骨灰盒。他用小铲将土拨开，将骨灰盒取出来，打开，再将骨灰入进自己带来的盒内，然后将空骨灰盒重新入回墓中，覆上土，再将大理石盖盖上。
“大哥，曲羽陪你回家。”他喃喃地说着，走出了南山公墓。
“爸爸，盒子里是什么？我要吃。”从托儿所回来的小曲子瞧着这个新奇的盒子问。
“是你伯父，不能吃。”
“伯父就不能吃吗？”
“伯父很苦，不能吃。”
“噢。”小孩子算是明白了，瞧着盒子没再纠缠。他不清楚“伯父”是什么，只知道苦味的东西不好吃。
曲羽再次打电话到普渡向黄为国忘询问房子的事，黄为国告诉他，有一外地人准备购买，房价已谈妥八万八，只是未曾付款，还要待几日。曲羽谢过他，决定再等等，干脆等家里完全平静后再回去。
他决定将孩子带回乡下，由自己抚养，至于还有两年刑满释放的云婕一方，他打算离开时留封信给她，说明自己的决定得了。他开始收拾行礼，首先将兄长的骨灰收拾装进行礼中，然后把孩子喜欢的、可带简易玩具装了近十件。还有什么可带的？他想不起。浪迹中宁这么些年，如今随身而归的就只有两样：兄长的骨灰和自己的孩子。他望着行礼箱，不断地抽着烟。
夜里十点钟，孩子睡得正香，叽叽咕咕地说着不知名的梦话，他瞧着墙角堆放的、从瞿会计处带来的十几本旧书发愣。今夜该如何度过？他重新取过两本，半躺在床上翻看。《天安门诗钞》翻不到二十页，他又拿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忽然从书中掉出张纸单，飘到床下。他奇怪地弯身拾起，拿在手上。不看则已，一看感到不可想象，明明是张在市农行的存款单，单上载明的金额为二十万元，存款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存款人正是已经过世的瞿华利。曲羽拿在手里，先是怀疑存单的真伪，认为不可能假。第一次进瞿华利家时夫妇二人的神态和清点遗物时的数万元过期钞票的事又浮现在眼前，他断定这又是一笔来路不正的款项。他将存单反复甄别，存单未加密，定期五年早已过去，除了因放置时间过久边缘有些发黄外，印章、字迹完全清楚。纵使真实，难道它能救曲羽？它能证明曲羽是曲羽？他没在意地又把搁在书中。
普渡的房子问题还没有回音，过了两天，他抱着无事找事做原念头还是把存单抽出来，打算去农行问问。于是，星期三上午上班时，他带着存单去了农行。
胖胖的女会计员将他的存单接在手里，反复地看，又看看他，然后在电脑上查，没查到；又翻存根帐簿，老半天也没有翻到；她又进里屋，取来另一本帐簿翻，片刻查到了，她没好气地问曲羽：“这笔存款为什么不早来取，已经进入了我行的睡眠账户。如今要领导同意才能取走，此款数目大，你不是瞿华利本人吧？那你还得让他本人来，要不，开具公安机关出具的代取证明材料。”
也就是说，这笔存款还在！他迟疑片刻，告诉她，此款由老人存入后一直遗忘至今的，老人去世后才发现。会计员说：“今日行长不在，你迟两日来吧。我先将情况给他讲讲。”
曲羽揣上存单离开了农行。
过了两天，他抱着天与不取，反受其殃的念头，再次去农行。女会计员告诉他，她已向行长说了，行长已同意。曲羽只需将手续办好就行。看来还不可能顺利，不过他还是决定大胆一试。接着他坐上车，揣上身份证，返回镇上，打算去派出所见机行事。
派出所所长不在，值班的正是前次同他一起处理瞿华利后事的年青干警。年青干警正在全神贯注地陪三位同龄的、时髦的女孩打麻将，场面很热闹，曲羽连招呼两声，他都没听见，身旁的女孩提醒他，他才回过头来，看见是曲羽，忙招呼：“啊，是曲主任，有事吗？”
曲羽递上一支烟，造谎说：“有事相烦。多年前我伯父存有一笔钱在银行，金额为二万，如今他去世，存单遗失，存款日期不详，银行虽然认可，但需要你们开个证明，方便吗？”
小干警似听非听，嗯嗯两声，眼光早又被麻将扭回到了桌上，他急于出牌，琢磨了许久，终于出了牌，却点了对家的“清一色”，他懊恼得头也不回地对曲羽说：“曲主任，你说的情况还真复杂，该怎么措辞呢？我还首次碰到。这么办，笔、纸、印章都在桌上，你自已写吧，写完后盖上章得了。”
真是天在相助！曲羽连忙说声好，拿起笔就胡乱写了张证明，证明如下：
证明
兹有存款人，于多年前在你行存入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