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以“庵中没有男厕所”为理由，堂而皇之地驱逐了贾宝玉的老尼姑，后来还俗了——准确地说，是“被还俗”了。
并且，她所在的那个庵中的尼姑，也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体大革命中“被还俗”了。
不过文革结束后，她们中不少人又陆续出家。其中有一些人，在还俗那些年月中，还组建了家庭。这中间的悲欢离合，难以叙说。
老尼姑俗家姓陈，人们都称她为陈娭毑。还俗后，住在喻家塘巷五号，这里曾经是民国N省法院院长卓昌城的公馆，现在住了十几户人家。
我真正认识这位陈娭毑时，是一九七九年的秋天。
那时，我和我的朋友夏大龙都想租房子住。
夏大龙与我从小在一条巷子里长大，又是小学和初中的同学。高中时，他已不想读书，出去混社会去了。听说我想租房，他便积极去打听，不久，他就来找我，“袁小强，我打听到了一个房子，就在喻家塘巷五号卓公馆里，怎么样？”
喻家塘巷离我们这里不远，童年我们在巷子里捉迷藏打游击时，倒也经常去卓公馆，对那里我并不陌生。
夏大龙认识卓公馆的陈娭毑，并且知道她有一间空房，是她哥哥陈二爹去世后空出来的。
“多少租金啊？太贵了我可租不起。”我说。
“放心，这个我跟你考虑过了，租金不贵，我们俩一起租嘛，虽然房子不太，两个人只睡觉还是没问题的。一个月二块五，怎么样？”
“不错啊！二块五的租金，两人才一块二角五啊！”我很高兴。
“你想得美！二块五已经是分开的价，两人合起来五块钱一个月！”
“那……也算可以了。”我有些扫兴。
“你莫不知足，这够可以了，你得请我的客！我也不讹你，一包奶糕，怎么样？”
“奶糕太贵了，请杯酸梅汤吧。”
“奶糕一角二，只比酸梅汤贵三分钱，你就抠了这几分钱能发财？”夏大龙不依不饶。
“三分钱能买一支白糖冰棒了！”我也是寸土必争。
下午我们便走进了卓公馆。
陈娭毑其实我也常在街上碰到过，只是没打过交道。夏大龙告诉我，她曾是馒头庵的尼姑，还是一庵的住持，现在被还俗了。
陈娭毑她白白胖胖，很慈祥的样子，看得出，她年轻时一定非常漂亮。
“要给你们讲清楚，那间小房死过人，没人敢住，并不是我的房子有多。”陈娭毑说。
“我晓得呢，就是陈二爹噻。”夏大龙说。
“不是他，我哥哥九十多岁善终，算是喜丧。我说的是后来，有一个妹子，在那房里上了吊……你们怕不怕鬼？”她问。
“我是不怕鬼，”夏大龙说，“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很可怕的鬼——穷鬼。”
我也表示不怕鬼。
我要出来租房是因为与家里闹翻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搬运工，一个一般被称之为“拖板车”的苦力，按正常情况说，他这辈子基本是不可能发迹的。但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父亲当过几回劳模，这使他有了一生最辉煌的岁月，在那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农村姑娘——就是我的母亲，结了婚，并有了我和妹妹。
日子当然是艰辛的，后来，母亲后悔了她和父亲的婚姻——当然我也不认为母亲不选择父亲就一定能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缘份。而且母亲的后悔因为有了我和妹妹而显得有点迟了。
也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我和妹妹的出世是一个历史的错误。
来自农村的母亲没有工作，所以父亲没有能力让我和妹妹按一般孩子那样的人生轨迹去走，到我小学毕业时，父亲宣布，他将不再供我继续读书。
我坚持要读书，就只能自己给自己挣学费了。
我是通过假期卖冰棒和打零工赚取学费读完了中学的。
我背着冰棒箱在夏天的烈日下，在大街小巷吆喝着叫卖，三分钱一支的白糖冰棒和五分钱一支的绿豆冰棒，这经历令我吆喝出一副宏亮的嗓子，十多年后，卡拉OK在本城风行，我就靠这叫卖冰棒出来的嗓子成为了麦霸。我演唱《打虎上山》也成为朋友们在歌厅聚会时的保留节目。
寒假时就在街道工厂糊药盒、给铁铸件清砂等。
我七九年中学毕业，这时候，高考刚刚恢复了两年，招生比例之低，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落榜了。落榜是所有考生心理上都有准备的。所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过这句格言到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根绳子，两种准备”，考上了，去大学，绳子用来打背包，落榜了，就用绳子吊了脖子吧。
可见读大学在那时候关乎一生的命运。
我的落榜，却让父亲颇松了一口气。在他眼中，读高中都有点多余了，何况读大学。早点挣钱才是正道。
然而我却想再补习一年继续考大学，对我而言，这不仅只是社会的风尚，更是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