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即可，刺上去，刺出血来，如果血不出来，还可用手挤，等十个手指头都流出血来，别多，每指一滴也可以了，大约几分钟之后，患者就会自然清醒。如果嘴也歪了，还可以拉拉他的耳朵，把耳朵拉红，在两耳的耳垂部位各刺两针，也各流两滴血，几分钟以后，嘴也能恢复原状。等患者一切恢复正常感觉没有异状时再送医院。这，放血法，一法多用，真是慈悲的流血事件了。
卡巴斯基还在炫耀：“王爷，其实我们都懂，唐高宗的这个眼病，“标”在眼睛，“本”在颅内。要进行这样的标本关系判断，没有足够的生理学、解剖学和病理学知识，是根本做不到的。
拂菻医术，除外科外，药物制造方面的先进性也非常明显。据《新唐书?拂菻传》记载，乾封二年，也就是公元667年，有一位拂菻使节献给高宗皇帝一种叫“底也伽”的药。事实上，这种药在隋朝的时候就传到中国去了。其证据就是朝鲜刊刻的《医方类聚》曾经引述了《五藏论》里边的话：“底野迦善除万病。”《五藏论》可见于《隋书?经籍志》。可见，这种药最早是在隋代的时候就进入你国的。
“底也伽”的英文叫theriaca，是一种解毒药。这种药是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由庞多斯的米特里达特四世国王（MithridatesVIofPontus）配制的。它由鸦片、没药、肉桂、生姜、潘红花、蓖麻等混合配制而成。为了证明这个药的解毒功能，米特里达特四世国王曾经在犯人和奴隶身上反复做过试验。他先让犯人和奴隶被毒虫或毒蛇咬伤，然后再用这种药去解毒。试验的结果是屡试屡验，充分有效。以后，这个解毒药又经过了尼禄皇帝时期的一些医生做了改进，直到公元后2世纪，阿里纽斯（MarcusAureliusAntoninusAugustus），你们中国通常叫他奥古斯都，担任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时候，才由罗马皇帝的御医盖伦做了最后定型。所以，后人也称这种解毒药为“盖仑丸”。
这种药不只是可以解昆虫和其它动物咬伤引起的中毒，还可以治疗其它疾病，尤其是与中毒有关的疾病。所以，欧洲人把它叫做“万应灵丹”，英文叫做universalpanacea。唐朝苏敬写的《新修本草》，也就是《唐本草》，在禽兽部记载了这个药。
事实上，唐朝的医学对外开放程度很高。许多官员都接受过拜占庭医生和景教教徒，也就是基督徒的治疗。据史料记载，唐宪宗李纯，唐玄宗李隆基，唐天宝年间的大将杜环，都是接受过拂菻医术治疗过的著名人物，而且疗效很好。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医与拂菻医术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了。一些中医生也在向先进的拂菻医术学习。比如，前面提到的高宗侍医秦鸣鹤就自觉学习过穿颅术……。”
王木木知道，卡巴斯基的话免不了有夸耀的成分，但其真实性可信。自已还依稀记得：卡巴斯基说的“底也伽”到19世纪的时候，这个药还在用。当时，还有人分析出里边的有效成分有64个。还有，这个药，在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汉文撰写了一部《职方外纪》，其中称：“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涨，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异之。”其中的的里亚加也就是“底也伽”或“盖仑丸”。
王木木知道，卡巴斯基的话都是有源之水，并非空口说白话，比如穿颅术，公元前4000年前的古代秘鲁就有头颅开刀的手术了。
王木木还知道，卡巴斯基说的印度向中国输入医术的事也没错：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西汉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印度来华的僧人在向中国人传佛教的同时也传了印度医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关于印度医术在中国的作为就已经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了。后来，一些研究佛教医学史的学者发表意见说，晋朝道士陶弘景和葛洪记载的某些医方属于印度医术，不属于中国医术，甚至还有人为此找出了确凿证据。到了隋朝，印度医术已经有不少翻译著作出版了。《隋书?经籍志》就罗列了10部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目录。
现在的王木木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即，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医与拂菻医术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了。一些中医生也在向先进的拂菻医术学习。到宋朝，国势日渐衰微以后，能够控制的领土也越来越小，诸如此类的学习过程就中断了。
在南宋灭亡之后，中医遭遇了回回医，也就是阿拉伯医学。我国有人把回回医写成“祖国医学的组成部分”。其实错了。回回医是我们中国对阿拉伯医的一种说法，它属于阿拉伯医，不属于中医。有不少史料显示，回回医在中国威信曾经很高。一些中医束手无策的疾病，回回医可以轻易地解决。据元末陶宗仪所著《辍耕录》第224卷的一个记载，与唐朝秦鸣鹤做的那种穿颅手术相类似，回回医在我国做过开颅切除脑瘤的手术。这显然也是中医所望尘莫及的。不用说当时那些牛皮吹得咕咕叫的“金元四大家”完不成这样的手术，就是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