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出来喊道：“大家不要怕，自己人，出来集合，把枪堆起来。”郭教练是河北人，30多岁。是上面派来管军事训练的，敢和当官的平起平坐，说话算数，在士兵中有一定威信，赵兴元与他有过接触，对他有好印象。事发前一天，赵兴元看见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来找郭教练，俩人密谈了两三个小时，事后才知道，郭教练是共产党派来的，做了许多地下工作，早就和山东纵队四支队联系好了，要瞅准机会把队伍拉过去，所以他一喊话，大家就都把枪放下了。
随后，郭教练陪着两位八路军干部走到集合起来的队伍面前，其中一个人清清亮亮地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国难当头，应该拧成一股绳打鬼子。你们愿意打鬼子保家乡的留下，不愿意和我们一块干的，发给盘缠回家。”于是，留的留，走的走。
赵兴元要留下参加八路军，人家看他小，不想留，还骗他，叫他回村给留下的人家里报个信儿。赵兴元不干：“俺回村报信，你们走了，俺上哪儿去找你们？”八路军干部又劝他：“你太小，晚上行军你能行吗？打仗要死人的，你不怕吗？”“不怕！别人能，我也能！”八路军干部看他挺机灵，又挺坚决，就不撵他走了，还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当通讯员。赵兴元不知道通讯员是干什么的，以为还是像当勤务兵那样，不扛枪不打仗，专门侍候人，就没有跟八路军干部去，而是留下来，被编入八路军的新兵连。
赵兴元忘不了允许他当八路军的人，现在还记得那两个挎手枪的八路干部一个是营长陈奇，一个是教导员陈洪，都是老红军。陈奇后来牺牲了，陈洪离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
在新兵连，赵兴元学习和训练了一个多月，还是因为年龄小、个头矮而与别人不一样，他又当通讯员，又当勤务员，但截然不同的是，身份和地位不同了，感受也不同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官兵平等、亲如兄弟。在原来的军队里，他对当官的叫“老总”、“师爷”，到了新兵连，他对连长、指导员还是叫“老总”，指导员笑着叫他改口称“同志”，告诉他，“同志”就是有着共同革命理想和共同奋斗目标的人之间的称呼，为抗日救国、为解放天下受苦人共同走到一起来的人就是同志。赵兴元头一次听说“同志”这个字眼，叫起来还不大习惯，但不久他就开始明白其中的道理。他看出八路军才是真正打鬼子保家乡的队伍，不像国民党的兵，抢东西抓夫，对鬼子却是“闻风45（里），枪响110（里）”，跑得比兔子还快。他也看到八路军的连长平时和他们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在指挥打仗时才能看出不一般来。指导员平易近人，大哥哥一样，无微不至地对待战士，整个连队就是一个大家庭，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在八路军队伍里干下去的决心，他不但懂得了“同志”的含意，也知道了“革命”的意义，庆幸自己找对了队伍，走对了道路。
时隔68年后，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的原旅大警备区政委、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赵兴元老人在大连黑石礁沈阳军区干休所的家中，回忆起这段参加八路军、走上革命路的经历，十分认真地总结出三条原因，他说：“一是家穷活不下去，饿出来的；二是看到日本鬼子横行霸道欺负中国人，激出来的；三是亲身体会到八路军对老百姓好，对普通战士好，受了感动，留下来的。”
这三条原因极为朴素，却是真理。以他当年的思想水平，还理解不了更深刻的大道理，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对于一个虽然年少、却从不向命运屈服的赵兴元来说，有了阶级仇，有了民族恨，有了对八路军的热爱和对革命的向往，有了这三条，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