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 四清挨整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主席提出了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2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开始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主席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3月1日，**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主席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其他书友正在看:。“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夸大的估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
一九六五年九月初，青海省委决定在大通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也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青海省委给大通县派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也叫“四清”工作团，工作团由省委副书现韩洪宾任团长，陈泽民、李扬、杜永成、白华相、赵永夫、张振宇任副团长。并成立了大通县“四清”工作团党委，由韩洪宾任书记，陈泽民、赵永夫、李扬、杜永成任副书记。工作团由3200多名省、市、县干部组成。
“四清”工作团成立之后，给各公社和县直各单位都派了“四清”工作组，拉开了四清工作的序幕。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三日，工作团给农副公司派进了由三人组成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省供销联社土产杂品处的一个科长，名叫郝玉珠。
“四清”工作组进驻农副公司以后，一方面发动群众、组织大家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一方面摸底排队，培养积极分子。通过学习文件，根据文件精神来对照检查本单位的工作，个人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问题。
学习文件的时候，作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薛廷臣带头用文件精神来对照检查自己。通过对照检查，薛廷臣觉得自己确实有四不清的经济问题，但却没有勇气主动向“四清”工作组交待，开始背起了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行为举止表现的很不自然，每天什么也不管，只是用忙于业务工作来打发时间。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薛廷臣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思想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就暗暗下着决心：千万不能影响工作，也不能表现出什么来，不能叫别人看出自己有问题。
薛廷臣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着的，但总是做不到。他一直在心里自责自己：为什么平时不检点自己！越是这样，他的表现也越不自然。薛廷臣的种种表现，不但“四清”工作组能看出来他有思想顾虑，就连公司的其他同志也觉得薛经理的行为有些反常，但却不知道他会有什么问题。
按照薛廷臣的性格和思想基础，公心迟早是要战胜私心的。他越来越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时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没有勇气主动去找工作组交待。
如何找“四清”工作组去交待自己的问题呢？交待了会是什么后果呢？正在薛廷臣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四清”工作组长郝玉珠把他叫到了“四清”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谈话。郝玉珠先问了一些公司的其他情况，接着就要他谈谈对这次“四清”运动的看法和认识。组长还在绕圈子讲大道理，薛廷臣却坐不住了。还没有等组长把话说完，他就抢着说道：“我自己就有一些四不清的经济问题，背了很长时间思想包袱，经过学习文件和思想斗争，现在想通了，也下定了决心，现在就向组织交待问题，今天我就把我所有的问题全部交待出来。”
没有等组长表态，他就开始芝麻豆子一起往外倒：
“第一个问题是我贪污了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商业局一次精简下放了七十三个营业员，当时全县商业、供销系统共有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干部职工，其中有个营业员叫芦淑珍的女同志是河南人，因为有病请了病假，在她爱人那里养病。她爱人是解放军的一个上尉军官，驻在河南三门峡。我在把所有下放人员的工作处理结束之后，利用出差的机会，把芦淑珍的下放手续和下放费顺便送到了三门峡芦淑珍的家里，。当时芦淑珍回了娘家不在家，我便把芦淑珍的下放手续和下放费交给了她爱人，交代完就到其他地方办别的事情去了。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