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我就回来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了芦淑珍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她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她已从邮局把钱退回来了。收款人直接写着我的名字。我从邮局把钱取回来以后，就没有给财务上交。在这个问题上，说明芦淑珍是诚实的、大公无私的、思想进步，品德高尚(这可能也和他爱人的帮助有关，当时解放军的军官觉悟都比较高)。而我，作为一个干部，一个**员，和芦淑珍相比之下，感觉自己是多么的自私和渺小！从‘四清’运动开始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使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思想恐慌和心里不安，一直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通过学习文件对照检查，我认识到了这是属于贪污行为，只有把它交待出来，思想上才能得到解脱。”
“第二个问题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城关供销社工作的时候，极乐门市部营业组长李成荣给我说，极乐一个人有一件狐皮长袍子要卖，问我要不要？我让他把东西拿来看了再说。过了几天，李成荣把孤皮袍子拿来了。因为我对皮货不懂，便将皮袍子拿到缝纫铺，让裁缝姚礼和帮我看看并拿个主意。姚礼和仔细看了看说：‘这是冬季的皮子，也是新的，只是当初做的时候没有加上条子，这样穿久了毛会粘到一块的。如果现在再夹上条子，能改一件皮大衣，还能做一件皮褂子，你就买下吧！不会吃亏的’。我听了以后就决定买下这件皮袍子。当时就把皮袍子放在裁缝铺，让他帮我裁制。后来，我又给了姚礼和四十块钱，让他给夹上条子，面子和里子也由他看着给买，做成了再算账。”
“回到供销社以后，我告诉李成荣说：‘东西我要下了’。李成荣说：‘人家说少了七十块钱不卖。’我也没有讲价钱，便给了李成荣七十块钱，就算是把东西买下了。”
“过了二十几天，两件衣服做好了。我和姚礼和算账的时候，他把**给了我。我一看光是里子、面子及条子钱的**，手工没有算进去，一共是三十五块八毛钱。当时，他还要给我退回四块二毛钱。我问他：手工钱多少？他说：‘算了，不要你的手工钱。’我当时认为，不能叫人家平白无故为我贴上手工。姚礼和不要，也不说手工钱，但我不能不给他。我估计了一下，手工钱有十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了，当时的想法是只能多给不能少给。于是，我不但不要他退回的四块二毛钱，另外还要再给他五块钱，姚礼和坚决不要。当时裁缝铺还有几个人，大家弄清了情况之后，都在打圆场：‘算了吧！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再给谁的钱了’。我们两个都算勉强接受了。就这样，他等于少收了我一半的手工钱。皮大衣和皮褂子做好以后，我只是在那里试着穿了一下。冬天也没穿过，实际上我也穿不出去。当时一个一般干部，穿狐皮大衣的还没有，就连县上科、部长级干部，穿狐皮大衣的也不多。我记得当时只有法院院长高谟穿过一件狐皮大衣，许多科、部长对高院长穿狐皮大衣都显出很羡慕和赞赏的样子。”
“一九六零年，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我把两件狐皮衣服都卖了。皮大衣卖了一百四十五块钱，皮褂子卖了八十块钱，一共卖了二百二十五块钱，减去我花的一百一十块钱的成本，我从中净挣了一百一十五块钱。”
“买皮袍子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倒卖挣钱而买的。六零年生活紧张的时候，的确把我饿怕了，我的腿和脚曾经出现过浮肿现象，当时确实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才出手卖掉的。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和原因，我从中挣了钱是真的。通过学习文件，我也认识到了，这是不应该的，是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个经济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我在生产资料公司工作的时候，保管员袁若德从下了马的大通砖瓦厂收了些处理的废旧物资，主要是些旧门窗、桌、椅、板橙、床板之类的旧东西。其中有一个坏了的500w的扩大器。扩大器出售的定价是二十块钱，当时，我就想把这个东西买下，修理一下能当收音机用。因为我对电器不懂，便让五金交电公司卖电器的李明新帮我看了一下。李明新仔细的看了看说：线路不测试不知道，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缺几个电子管，得花些钱。有的电子管可能得好几块钱一个，有的零件便宜些，估计修好了也得几十块钱花。既然能修好，我就决定把这个废扩大器买下。扩大器买下以后，我用自行车把坏扩大器带到李明新那里。让他把线路测了一下，他测了以后说：有些小毛病，可以修理。我便给了他五十块钱，让他看着买些电子管和需要配的零件，把这个坏扩大器修理好我当收音机用，。”
“二十多天以后，扩大器便修好了。修好以后的扩大器，不但能收音，还可以扩音。如果要扩音，只需要再买一个拾音器(麦克风)就行。我主要是当收音机听，不需要扩音，也就没有买拾音器。”
“当时修理这个扩音器，一共添了五个电子管和其它一些小另件，花了五十四块二毛钱。我问他修理费多少钱？他说：我是用下了班业余时间修的，我能要你的修理费吗？我便再给了他五块钱，就算是把添的材料钱给够了。他还要给我再退回几毛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