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后，社会矛盾复杂，更多人死于暗杀。
使暗杀风达到极盛的便是日伪汉奸特务总部——“七十六”号的组建。
1938年，新年将近。一架飞机从雾都重庆秘密起飞，转眼消失在茫茫夜空。
几天之后，外电率先披露：汪精卫突然叛国出逃。可重庆各报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国人一片哗然。
正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蒋介石迫于压力，在一次纪念会上，故作不经意地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到河内养病，以后还将取道香港到欧洲医治宿疾。”
没有人对这番话感到满意。人们一致认为，汪蒋两人是在唱双簧，一留一去，分工合作，以便分头进行他们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
1月18日，香港《南华日报》突然发表了汪精卫的一封信，题目是《致国民党中常会和最高国防会议》。信中把蒋介石向日本侵略者摇尾乞降的内幕公开出来。蒋介石看了报纸，气得像中了弹的野兽，在公馆内暴跳如雷，大骂“娘希匹”。
汪精卫演的是贼喊捉贼的把戏。
1月17日，《南华日报》的社长林柏生在街上遭到军统特务的棒击。
蒋介石指示戴笠：除掉汪精卫。立即有两名军统特务前往河内。
3月21日，汪精卫所住的河内高朗街27号有蒙面人越墙而入，伏在卧室窗口，对准双人床开枪。不料打死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来他家做客的曾仲鸣。原来，那一天曾仲鸣的老婆方君璧刚到河内，汪精卫让出自己的卧室，因此，曾仲鸣夫妇阴差阳错地做了汪的替死鬼。
伪警政部长周佛海推荐的丁默村对于汪精卫让他组织汪伪特务机构并主持其事是求之不得。一见汪精卫即表示：
“谢委员长重任，我一定完成任务。”
汪精卫素有歪皮带迷，别人称他“主席”、“院长”他都满不在乎，称他“委员长”就喜形于色。所以，丁默村投其所好。
汪精卫毫不吝啬地从日本政府给他的三百万活动费中提一百万交给丁默村。
丁默村奉命之后，找到了先期潜伏在上海的原中统特务李士群，就在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打起开台锣鼓来。
“七十六号”原是北洋军阀陈调元的私人住宅，房屋宽敞，可供设立监狱和审讯室之用。李士群早年曾人莫斯科大学，也是一名中共叛徒。他在上海熟人熟地，同流氓帮会以及日本特务都有往来。果然，接到任务后，他吸收了中统特务留在上海的原班人马，还招收了一批亡命之徒，施以短期训练，很快行动起来了。
李士群非常得意，特去张公馆拜谢张啸林。
“李先生不用客气，我们还不是为了同一目的。促进和运，你我都有份儿。”
张公馆内，张啸林一团和气。
“还是你张老先生有眼光，不像那人不识时务，找倒晦。”
李士群用手指向隔壁杜公馆做了个手势，张啸林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唉，我是生意人，最关心的是和平，天下太平了，我的生意就好做了。不是有眼光，而是本能。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很简单。”张啸林一番高谈阔论，把李士群说得直点头附和。
1939年8月，汪精卫在愚园路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士群派出得力杀手吴四宝夫妻负责警卫，一切顺利之后，便是拔吴四宝为政治保卫局警卫队队长。
吴四宝除执行任务外，还狗仗人势，到处敲诈勒索，有缝必钻，不久之后，就成了上海滩上名列前茅的亿万富翁，人人侧目而视。
“七十六号”汉奸特务组织虽然也与军统特务唱对台戏，但与常玉清所领导的流氓特务组织“黄道会”有所不同，他们是由中统分化出来的，同军统本是同科弟兄，彼此互相熟悉，现在互相火并，堪称是棋逢对手。
然而，事情并不完全那么简单和顺利。重庆方面的特工活动，已在悄然改变着原来的目标和方式。他们放弃了直面搏杀他的企图，改为侧面撬动他的基础。
于是，原本营垒分明的特工对峙，变得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是敌是友、是真是假，别说当时搞不清楚，就是几年几十年以后，还是不能一清二楚。
争争吵吵，暑去秋来，又是天高气爽桂花飘香的季节了。
10月10日，是国民党政府的“双十节”。汪伪政府既也名称“国民政府”，自然也得装模作样庆贺一下。这天上午，汪伪上海市政府在江湾市府礼堂召开纪念会，晚上又在虹口公园北边的“六三花园”举行“国宴”招待会。大凡上海的日本军头目、伪市府要员，以及“76号”特工总部的高级特务，都是伪市长傅筱庵的招待对象。
“老弟，我们不凑这个热闹，好吗？”李士群将烫金大红请柬往纸篓里一扔，“今晚大家都去赴宴，我们两人正好清清静静地聊聊。”
黄秘书点头道：“行。”
吃罢晚饭，两人便对坐在办公室的沙发里，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