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公开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基本观念及其前进目标》讲话。而后，又乘日本军用飞机到广州，拉拢张发奎、邓龙光、李汉魂等将军，对国民党军队作诱降广播。
汪精卫仍然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政府’必须由国民党产生，因此，经过一番殚精竭虑，挖空心思，积极筹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汪精卫倾尽全力，企图把各党各派都拉到他的阵营中来。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许多新的没有名气的党派，许多人纷纷找日本人说情，要求到汪伪政府里任职。
其中有不少人都是来要官做的。要到官了，便兴高采烈，忙得不亦乐乎；要是没有得到理想的位子，有人立刻就翻脸，骂汪精卫为汉奸、傀儡。
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主持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批“中央委员”，通过了“和平、建国、反共”三大政治纲领；修改了“国民党党章”，废除了“总裁制”，改推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推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丁默村为社会部长。会议决定开展“国民政府还都”运动，授权汪精卫领导这一运动。
在这次“全会”上，汪精卫像泼妇骂街似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疯狂地攻击。他胡说：“共产党假借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进其崩溃之势。”
他还无中生有，说共产党“假借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使之全国陷于精神破产。”
对当时的苏中关系，也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说：“共产党要夷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之永为苏联之附庸……使中、日兵连祸结，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
汪精卫对蒋介石也是骂声不绝：“所可怪者，蒋同志（介石）……当此国家存亡毁于一发之际，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取决于共匪之颐指气使……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
8月30日下午，举行闭幕典礼，这场“国民党六大”闹剧，草草收场。
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在职员的名单上，看到了卢英的名字，便顿时骚动起来。
中午吃过饭后，有几个代表吵着嚷着要见汪精卫，让他给个说法。汪精卫躲在房间里死活不肯出来，周佛海只好代见。
周佛海一脸不耐烦地说道：“汪先生很辛苦，很累，现在正在午睡，有什么事的话，跟我讲就行了。”
“在这样一个大会中，职员名单里怎么会有大汉奸卢英？”
“让卢英来当大会的秘书，我们岂不是与汉奸为伍了吗？”
周佛海一听，立刻眉毛倒竖了起来：“卢英到底是不是汉奸，后人自有公论。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人家卢英。”
周佛海猛地从口腔里射出一口浓痰，接着说：“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差点儿把命都搭进去了，他对于和平运动，可以说比谁都热心。”
“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找来的，你们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谁来保卫汪先生的生命安全？”周佛海用冷峻的目光扫射众人，不屑一顾地说。
周佛海越说越带劲，索性又给大家透露一点消息：“实话告诉你们，汪先生还早就内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
当汪精卫宣布‘中央委员’的名单时，有几个名气更大的老牌汉奸，也赫然在目，如温宗尧、陈群等人还排位在刚。
这时，会场上发生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有个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一见到这种情景，提着手枪的李士群带领两个全副武装的特工队员，快速奔到胡志宁身边，丁默村也朝胡使眼色，让他识相些。
胡志宁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好支支吾吾，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一时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汪精卫一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马上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会后可以与我个人谈。”
他还掩耳盗铃地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诬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会场确实是没有日本人，但是会一散，汪精卫马上就向日本人原原本本地作了汇报。
汪精卫决定网罗人才，日本就让北平的“临时政府”、南京的“维新政府”与汪合作。准备举行“青岛会议”，商谈合作条件。
中国人做事，一向讲究论资排辈，当汉奸也不例外。当时，北平的“临时政府”与南京的“维新政府”的傀儡头头王揖唐、梁鸿志等奴才，是老牌的卖国贼，时人奉送一个响亮而又文雅的称号——“前汉”，而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一伙，做汉奸的资格还嫩着呢，不及“前汉”牌子老，货色正宗，就被人称作“后汉”。
可是，“后汉”后来居上，更加受日本主子青睐。“一月青岛会议”，就是日本特务总部——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