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商量了整整一下午带一个晚上，搭好班子。第二天，便召开了成立大会。
在四川北路天潼路口的转角处，有一幢七层楼，广东人在这里开了粤菜馆，就是大名鼎鼎的新亚大酒家。“八·一三”战事后，被霸占了，作了军事用房与特务机关。
二楼，由上海土匪流氓头子常玉清组织的“皇道会”占据三楼与四楼，给了大汉奸梁鸿志作筹备“维新政府”的办公地点。五楼东头的三间套房，就给了张啸林作“新亚和平促进会”的会址。
成立大会在5201室举行。
张啸林自任会长，俞叶封为常任秘书，程效欣、高鑫宝等人为理事。后来，会员发展到两百余人，大多是投机商人。会上，张啸林作了分工：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他自己包办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贸易”，负责粮食收购；俞叶封专门收购棉花，负责苏南、江浙一线；程度欣、高鑫宝负责协助张啸林。
不仅如此，张啸林还与东北的日军勾结，并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中苏恢复邦交后，由苏联运到中国的全部枕木调到东北辽沈码头卸货，再由他与杜月笙合作组织的霖记木行业务主任赵南生派一心腹在东北坐镇，办理卸货与交接事务。
霖记木行当时设在上海爱多亚路97号，由张啸林任董事长，杜月笙为总经理，俞肇桐为常务监理，负责主持日常业务。
为了保证日本军需物资，张啸林还亲自到东北调运物资。在东北，他与吴鸿一道，跑到了中苏边界漠河，看了“白夜”奇观，每人花了一百块钱各嫖了两个白俄洋妞。这一趟可说是人财两得。
在日本军需补给上，张啸林为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张啸林又组织了长城唱片公司，委派郑子褒全权负责，目的是想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为他公开充当汉奸吹嘘捧场。
然而事与愿违，“张啸林当了日本走狗”，“张啸林叛逆，遗臭万年”之类的鄙视、唾骂声四起。为此事，张啸林对万墨林大骂过一次。
那时，杜月笙的儿子杜维翰与张啸林的儿子在一个小学读书。有一天放学路上，杜维翰问张的儿子：“外面都在讲二伯伯当汉奸了，是真的吗？”
张啸林的儿子回家后把这话告诉了父亲，张啸林一听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走到与杜公馆相连的院子里，向楼上喊叫：“二楼！二楼！”
二楼住的是杜月笙的二房姨太太、杜维翰的生母陈帼英。陈帼英闻声探身询问：“二伯伯，有啥事体？”
“二囡呢？”张啸林问。
杜维翰急忙跑出来：“二伯伯，我在这儿。”
张啸林大喝：“是不是你讲我当了汉奸？”
杜维翰一听张啸林追究这事，吓得直哆嗦，忙说：“我听人家说的。”
“谁个说的，你给我讲出来？”
杜维翰害怕了，只好往万墨林身上推。
张啸林立刻找到万墨林，恶狠狠地问道：“墨林，你敢说我是汉奸？”
万墨林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忙分辩：“张老板误会了，墨林怎么敢这样地胡说八道？”
“哼，还想狡辩，小孩口中吐真言。维翰不会诬赖你的！”
万墨林见张啸林不相信，连忙发誓自己从未说过。
但是，张啸林不予理会，用手指着万墨林的脸大骂一通才走开。
万墨林对此耿耿于怀，感到张啸林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早在“八·一三”时期，张啸林决定投靠日本人之前，就向日本驻杭州领事提出过条件，要弄个浙江省主席玩玩。
当时这位领事听了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便对张啸林说，要这个职位恐怕有点困难。
“既然有难处，那就以后再说吧。”
后来，由于张啸林在杜月笙“星夜走脱”去香港，黄金荣采取无论谁上门必定是“抱病在身，不与晤面”的情况下，为日本人出力甚多，而且在黑道中惟我独尊。原先，张啸林的势力局限于法租界。有了“新亚和平促进会”有钱有势的“张大帅”又想过官瘾。
此时，伪上海市长的交椅已被傅筱庵抢占，只有伪浙江省省长宝座尚未出售，而且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早就想回乡当土皇帝了。日本人为酬谢张啸林，也正决定在浙江建立一个伪省政府。
日本人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想把势力伸向浙江，扩大控制中国的范围；二是以满足张啸林的“官瘾”，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张啸林打电话找到亲家俞叶封，约他晚上8时到新亚大酒楼5203房间，共同筹划下一步如何既利用日本人，又拉上与汪伪政权的关系。
在张、俞到来之间，新亚大酒楼的5203房间里已来了一人，张啸林的“老三”郑小芸。
自从“八·一三”莫干山上，张啸林把她借给永野修身睡了两晚，岂知她一搭上日本人就狗仗人势起来，竟身价百倍，永野撑她的腰，不把丈夫放在眼里，新亚大酒楼她可以随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