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的是时候
张啸林在日本人面前花了个什么样的人？这还得从张啸林的师父黄金荣说起。这师徒两人为何选择了不同的路子呢？
1938年夏天，曹河泾黄家花园四教厅里来了一位客人，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海军少将佐藤。
厅内电风扇不停地转动着，可是闷热的暑气，一阵阵从窗口、门前进来。佐藤身着军服脖子上的钮扣牢牢地扯住，显出一丝不苟的神态。
实在热得受不了，他只得把军帽摘下，放在茶几上，还让佣人挂在衣帽架上。佣人送上的汽水，他不吃，只掏出手帕在光头上不断地擦汗，耐心地等待着主人。
黄金荣呢，此时正躺在歇夏别墅楼上让护士打一针氯丙嗪，再穿上两件夹袄，又用一条呢毯子裹着身子，由龚天健与俞永刚两人一左一右拉着下楼，来到了四教厅，点头拱手，向佐藤致意。
等黄金荣在靠背椅上坐定以后，佐藤打个手势，让等在门外的翻译进来，把话译给黄金荣。
那翻译凑在黄金荣的耳边，说：“佐藤将军代表日本帝国驻沪海军司令部，看望您老先生来啦！”
黄金荣听后点了点头，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低沉的话：“谢谢将军啦！”
翻译与藤呜哩哇啦说了一番，然后又向黄金荣说：“佐藤将军希望黄先生做与日本合作的模范，出任上海市的维持会长。”
黄金荣听了，连连摇头。
翻译又接着说：“将军说，黄先生德高望重，不要推托。”
黄金荣仍然只是摇头。
佐藤通过翻译对一旁的龚天健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协助搞好上海工作，黄先生在上海名气大，说句话就能算数的。”
龚天健回答道：“黄老板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早已退休。”
话说到这一步，黄金荣不表态不行了，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不能，只能哆哆嗦嗦地向日本人说：
“佐藤将军同贵国政府看得起我黄金荣，心里非常感谢。本应为皇军效劳，只是我年老重病，你看，大热天穿了夹袄还怕冷，下身的瘫痪病还没医好，连路也走不得，哪能当好维持会长！再说，我也不识字，不知国家大事呀！”
佐藤听了这一番话，看看黄金荣确实是一个行将朽木的人，也不再坚持，便抓起帽子，往头上一扣，说道：“告辞，”坐车走了。
日本人的车子一出大门，黄金荣从躺椅上跳起来，三下五除二拉下夹袄，脱光膀子，哈哈大笑起来。他拍拍俞永刚的肩膀，翘起大拇指说：
“我的帐房先生了不起，这一针打得真灵，一点也不觉得热。这针叫什么名字？”
“叫氯丙嗪，打了它可以降温，刚从法国人手里搞来的，也有管叫‘冬眠灵’的。”
俞永刚介绍完之后，问黄金荣：“师父，这维持会长别人想也想不到，你为什么不当？”
黄金荣回答说：“这能当吗？我虽然不像《岳传》中说的岳飞那样精忠报国，可是，当卖国贼，祖祖辈辈会被人骂的。”
他在厅内蹁着步，抬头看看窗外六角亭边的“文行忠信”四个大字，深有感触地说：“再讲，阿元在重庆抗日，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再说，中国这么大地方，就小日本能坐稳？做事还得留后路。”
“师父，我懂啦，咱们坚决不同日本人打交道。”俞永刚说。
“师父病装得真像，这佐藤回去向上司一报告，下次不会再来了。”龚天健说。
“我看未必。”俞永刚另有想法。
“永刚讲得对，”黄金荣擦好身子，穿起一件白纺绸对襟短衫后，说“他们还要来的，当心打听消息，我装病要装到底，才不露马脚。”
果然不出所料，过不多久，伪黄浦分局局长，日本人小林和另外两个日本人来到均培里拜访黄金荣，又请他出来当维持会会长。黄金荣同样又是装病，婉言谢绝。
又过了两个月，还有个徐铁姗，据说曾教过日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人要利用徐的帮会关系，组织“黄道会”。徐觉得自己在上海滩的帮会中玩不转，他也到黄金荣家中拜访，请黄金荣帮忙，主持“黄道会”。黄金荣再次托病拒绝。
1939年夏天，汪精卫来到均培里。汪和黄是老交情了。
早在1935年，国民党四届六中会开幕，汪精卫在照相时被人打了两枪，到上海治疗，黄金荣替他请了名医，百般照顾，因此两人有了交情。
汪精卫在1938年12月18日逃出重庆，29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通电。第二年，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召开会议，筹组伪政府。汪精卫曾到黄金荣家，请黄金荣召集工商界及社会名流开会。
这次登门，黄金荣明知他己投敌，也不得不热情招待。
起初黄金荣想以大世界为开会地址，可汪精卫认为大世界厅堂太小，不集中，于是黄金荣只好给他包下大光明电影院。汪精卫自己不便出面，一切包场与会场布置以及发通知，都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