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两个人的脸色缓和下来，在座的人也活跃起来，在密谈结束之前，芳泽又主动地讲述起日本和中国的亲善和睦关系，接着又喝起酒来。酒杯碰得丁当响。
张作霖送走芳泽公使时，已经是下半夜三点了。他感到有些疲倦地说：“这个鬼子酒量太海了。日本人吃别人东西，味道说得可全了。”
侍候的秘书奉承道：“大帅还是杯杯不相让，酒量堪称是大洋了。”张作霖哈哈大笑，指着下身穿的大肥裤子说：“你们看，这可不是我走了尿，这是我把酒泼在裤裆上了。”
第二天晚间，张作霖召集杨宇霆、张学良等人讨论应付日本“满蒙觉书”的问题。会议还没讨论出结果时，芳泽公使又打来电话：日本政府有促使张作霖猛醒的必要，痛感张作霖没有诚意。会议又继续讨论，中间收到奉天“大帅办”的机密电报：日本使馆武官立作川少将警告张作霖，如果奉军败退出关，日军将解除其武装。“大帅办”并附材料：关东军派兵二千人在锦州、榆关（山海关）一带布防，扬言要阻止任何军队进入东三省一步。
张作霖见形势越来越不利，便决心退回奉天。
1928年6月2日。
北京城里的中南海，华灯初上之时，已经平静得像一池湖水；初夏的轻风，吹拂着岸边的垂柳；花圃里的盆坛，散发出阵阵清香；星星眨着明亮的眼睛从神秘处跳出来，吵闹了一傍晚的归鸟，都在枝头上入了梦乡。
住在纯一斋的张作霖没有入睡，他披件夹衣，戴上花镜，伏在案上看什么。明亮的灯光，把他巨大的身影投向后壁，迎着灯光的脸上，露出一抹红润，多日来的忧伤，已经消失了，那绺张开的胡须，显得很雄壮，眼神也流露出自信——一切大事都安排得比较顺心。6月1日，他没有出京。那只是一个“烟幕”，他本来就不打算！日出京的。但是，这一天却有一个颇具规模的阵容出京了，确实是从中南海走出去的，并且用了元帅府中最豪华的汽车。那却是大帅的一批亲信，他们携带着“安国军大元帅”的帅印、帅旗，国务院的印章、外交部的重要档案资料先回奉天帅府的。当这批人安全地到了奉天之后，元帅府方在北京发出一项重要声明，说“北京政府发表一切重要文告、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方称有效。”这就是说，作为权利的中枢，北京已经失去效应了，只有奉天才可以行使实权。
张作霖一身轻松地想：“明天，我明天一定动身。我要在奉天行使我的‘安国’大权了。”一想到明天就要离开北京，他心里竟也产生了眷恋：北京，毕竟是人人向往的地方，是争权者的最崇高理想地！常常为一个人的如此崇高理想，要牺牲多少宝贵的生命？得如此，失也如此！张作霖回想起自己这许多年能走到这里来的漫漫路程，他觉得太艰难了。然而，他又十分庆幸自己的走。“没有人把我赶出去，而是我自己要退！没有因退而失宠，没有因退而付出众多牺牲！”他觉得他还有回到北京来的那一天，他有信心把那一天过得更光彩！不过，当张作霖立起身，透过窗子望见院中那明明灭灭的华灯，隐隐现现的楼台殿阁和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时，他还是产生了留恋，因留恋而忧伤——北京毕竟是集权的象征，是他用无数头颅铺路才进来的，离开北京，又总是说明一种失落，一种凄楚。“我张作霖何尝不是被人逼出北京城的！？”
夜深了。夜特别寂静。整个中南海都无声无息地沉睡了。
张作霖走出他的卧室，他想在庭院中看看，又想到整个中南海都走走——他进到这里来快一年了，还不曾看看这座神圣院落的一切。认真地说，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儿？他不知道。昔日他十分憧憬它，他十分企望这里有他立足的地方，成为他的；可是，当他进来了，他又麻木得对她寡情！他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呀！无论他张作霖心计如何，他到中南海来得太特殊了，也无论文治还是武治，岁月都没有给他平静的氛围，他无暇去观赏他居住的这片环境，他的精力都在打仗上了。现在要走了，何时再回来？渺渺茫茫！
张作霖的脚步刚跨出门坎，院中流动的岗哨便紧张地向他敬礼！他心里一阵不平静，仿佛失去了自由一般。他站立下来，只朝着哨兵点点首。一阵轻风，翻动着地面上的乱纸片；纸片滚动着，撞击着，呈现出衰败和凄凉，又给这位即将离去的大帅猛然增添了忧伤。他抬眼四顾了一下，所有的房子里，都已经门窗掩闭，灯烛熄尽了，两天的紧张收拾搬动，都空了。只有他六太太的卧室还透窗送出一抹昏暗的灯光。他顺着灯光走去。
六太太正和三公子学曾对面坐着，好像是在商谈什么。张作霖进来，他们一起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半天，六太太才说：“一连忙了几天，你还不抓紧休息一下。”
张作霖只对他点了点头，便走到学曾面前。问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学曾说：“收拾好了。”
“这些天学业都荒废了吧？”
“没有。”学曾说：“和往常一样用功。”
张作霖点点头，自言自语、又像是交待六太太。“我总在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