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可以这样说，张作霖及其奉系的发迹主要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他的狡猾善变，这是内因；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外因。
作为一个与一般土匪不同，具有远见也具有胆识的军阀头目，张作霖自然清楚帝国主义势力在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说到底是军阀背后的靠山——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的明争暗斗。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势力越来越雄厚，在中央政府内地位越来越高的张作霖，进一步加紧了他与自己的太上皇——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活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自己的左右说过：“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我张作霖不会有今天，你们也不会有今天，没有日本人的支持，奉系不会统一东北，也不会统一蒙古！同样，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我们别指望斗过皖系、直系，别指望斗过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对手！总之，无论做什么事，你们都要记住：千万不要得罪日本人！得罪日本人，就等于得罪我张作霖，也等于拆我们奉军的台，你们就是奉军的罪人！”
张作霖之所以有如此之深的感慨，那是因为他从日本人手里的确得到了不少好处。且不说他从一名土匪发家成为奉天之君，东北之王的过程中得到了多少日本人的帮助，单是统治东北以来的几年，他就受到了日本人无量的“恩惠”。这些“恩惠”有军事上的。如供应军火，协办军工厂等；有经济上的，如贷款、赠款等；也有政治上的，如派遣特务充当顾问、参谋等等。
为了对日本人的这种“恩惠”表示谢意，张作霖及其奉军干尽了出卖同胞，讨好洋主子的坏事。
且举“珲春事件”为例。
1920年10月初，吉林省珲春（今珲春县）朝鲜族人民因不满日军在东北的统治，自发组织起来袭击和焚烧日本驻珲春领事馆，这就是“珲春事件”。
珲春事件发生后，张作霖深恐日本人找他的麻烦，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图挽回珲春事件给日本人造成的损失。
首先，他以东三省最高行政及军事长官的身份，向日本领事馆致歉，他说：“在东三省爆发此次不祥事件，在中、日邦交上诚乃遗憾之至。但属地方行政问题，责任全在吉林省长鲍贵卿。余担当东三省巡阅使统帅军政全权，虽无直接责任，但亦不能否认间接有责。本事件在中、日邦交上事关重大，因此，余作为中国之张作霖，鉴于在东三省的处境，尽可能响应日本方面的提议，采取一切手段和方法彻底剿灭土匪，以绝后患。”
其次，他急电吉林督军鲍贵卿，指出珲春事件的主要责任在吉林官方，吉林官方应迅速抚恤和慰问日本死难者，并应召开专门的军事会议，研究如何镇压珲春事件中的反日分子。与此同时，张作霖还派张学良率领卫队旅5营共3200人前往东清铁路支线一带镇压反日运动。
再次，珲春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主权，出兵万余人向吉林延边及珲春等地进犯。张作霖非但不加阻止，而且派兵协助日本军镇压延边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他还响应日本人的号召，专程派他的日本人顾问叶野武马到吉林，与鲍贵卿共同商订秘密“会剿”延边人民反日的办法“八条”，致使间岛等地的反日斗争遭到血腥镇压。
类似于珲春事件的东北人民反日斗争还有很多，张作霖的态度则如出一辙。
种种迹象表明，当上“东北王”、“满蒙王”以后的张作霖对日本的巴结、奉承、顺从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积极、都要露骨。这是因为，自段祺瑞皖系倒台之后，他急于成为中国政坛的真正主宰，急于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段祺瑞。
如众所知，日本是皖系的靠山，是段祺瑞的后台。尽管日本也是奉系的靠山，也是张作霖的后台，但这种“后台”、“靠山”的意义并不相同。确切些讲，日本扶植段祺瑞，是把他作为整个中国的主宰来扶植的；而扶植张作霖，则只是把他作为东北、满蒙地区的主宰来扶植罢了。这不仅因为段祺瑞皖系资格较老，更因为皖系在各派军阀中实力较强。长期以来，张作霖虽然乐于接受日本的扶植并对这种扶植感激涕零，但与段祺瑞皖系比较起来，他又不免生出一丝被轻视的悲哀。因此，当段祺瑞垮台之后，他急于取段而代之，成为日本人心目中新的中国政坛的主宰。他多么希望日本人能像当初支持皖系那样来支持他、援助他，使他能够早日实现向关内扩张的野心。1920年11月，他派自己的亲信于冲汉赴日，先后拜会了首相原敬、陆相田中、外相内田等要人，首次向日本政府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希望和要求。与此同时，他自己也通过各种途径与日本驻华公使、日本在东三省的各类重要人物接触，极力标榜自己是日本利益的忠实维护者。
显然，张作霖急于获取日本的援助，就是希望日本人帮他打败直系，使他将直系从北京政权中排挤出去，便于自己独掌国家大权。
对于张作霖的这种要求，日本政府内部分歧很大，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十分看好张作霖，将张作霖比做一颗在中国政坛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