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岳州被北军夺回，于是议和之声再起，张作霖见此形势再次电告冯总统称：“南方经常造乱，扰乱国政久矣。胜则前进，败则求和，其无诚意乃众所周知。今幸岳州恢复，如趁此时机全力猛进，荡涤邪气，坐镇西南当非难事。今闻朝野至今尚有唱和议以掩总统耳目者，惟望我大总统万勿听信邪说，重蹈覆辙。”他极力反对议和主张战斗。
在乱糟糟的政治氛围中送走了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过完年后，北京政局的发展一如张作霖所愿，偏袒南方的冯国璋总统敌不过张作霖的武力和徐树铮的计谋，终于同意请段祺瑞再度出山收拾残局。
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再次搬进总理府，这样北京政权再次落人皖系之手。他一上任，马上就宣布对南方用兵，继续他的“武力统一”计划，南北之间重又开战。
张作霖因拥立段祺瑞重新组阁功勋卓著，因而很得段祺瑞的信赖，显得十分得意。段内阁成立后，北京附近的奉军开始撤走南征，以张景惠先遣队为首，第二十七师、二十八师、二十九师以及新编各混成旅陆续南下，3月末时，二十九师的五十七旅第一百一十三团已经抵达徐州。
南下奉军与日俱增，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三师长以及许兰洲、张作相、张景惠和其他各混成旅长等，分别进驻湖南、湖北、福建、河南、陕西、直隶各省，总兵力据称有五万人。
徐树铮足智多谋，自命为段祺瑞的继承者，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他梦想着得到最大的权力和荣耀。但他徐树铮虽然有旷世之才智，但手下却无一兵一卒，因此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他依然凭着一副聪明过人的小脑瓜，绞尽脑汁扶植自己的势力。
徐树铮一度以南征问题为契机说服北方强者张作霖，自己担当了奉军副司令，拥有奉军实际指挥权，这是徐树铮的一大成功之举。这以后，徐树铮简直如龙得水，如虎生翼，骤然间成了政坛上举足较重的显要人物。徐树铮作为主战派的急先锋，以武力为后盾，统率大军南下，在湖南、湖北各地大显神威，有时抽出空来，又跑到京津地区进行阴谋活动。
由于北方南征军于湖南战败，南北形势发生骤变，南征军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引咎电请辞职，徐树铮接替曹锟亲任总司令。他刚一接印，就策划将奉军开往第一线进行决战，这是徐树铮多年的宿愿，暴露了他的野心，即以奉军精锐为主力使北洋军的阵容强大，以便击败南军一统天下，从而掌握更大的权力。
把奉军南征的一切指挥权完全交给徐树铮的张作霖突然显得十分狼狈。原来狡猾的张作霖和徐树铮结成密约派奉军南征的目的并非想直接担当实战，堂堂的声明只不过是自我宣扬而已。当时张作霖想，在南征的名义下可以捞取更多的军费和武器。到时由曹锟、张怀芝等北洋军在前线卖命，而奉军则只要从后方予以声援威吓南方。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上前线的打算，对张作霖来说不能损伤自己的一兵一卒是徐树铮理所当然应该保证的。
而徐树铮却用奉军独挡湖南战场，他在汉口设立奉军前敌指挥部，把张作霖同意调出来的六个混成旅全部摆在湖南战场上。5月9日，徐树铮又召集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三人到长沙，会商奉军入湘作战计划。
徐树铮的专横跋扈使张作霖麾下的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张景惠、张作相等将领很是不满。从张作霖任命徐树铮为副总司令的当时便有不快之感，耻于受徐树铮的指挥。但张作霖被徐树铮的口才所迷惑，对徐树铮绝对信赖，因此当张作霖的面反对徐树铮都有所顾忌，因为汤玉麟就是因反对张作霖宠信的王永江而弄得不欢而散的。这些人只好默然忍受。
后来，徐树铮的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日甚一日，奉军将领都极为愤慨。一些人便向张作霖建议说：“奉军应由奉省军官统率，何必要聘请外人？”他们揭露徐树铮的奸诈虚伪促使张作霖重新考虑。张作相进言说：“我们奉军在前线卖命，而最后的胜利成果却将被狡猾奸诈的徐树铮一人夺走，结果是奉军成了国民唾骂的对象，那我们也太吃亏上当了。”
张作霖的智囊人物奉省文治派的重要人物督军署秘书长袁金铠也识破了徐树铮的诡计，他进言说：“徐树铮不过借公之力，伸个人之权以因私而已。”他列举徐树铮种种跋扈言行，劝告张作霖疏远徐树铮。
这时的张作霖也开始感到后悔，他急速改变南征方针。为了限制徐树铮的专权，他接受了孙烈臣等人的劝告，由三师长分别统率奉军；架空徐树铮；为了避免和南军冲突，张作霖决定不听徐树铮的计划，把奉军撤离前线。
但前面口口声声喊南进讨伐，现在突然僵旗息鼓，张作霖担心舆论会对他过不去。为了顾全自己的体面，已达到抽身保底的目的，张作霖又想出了鬼点子。他先是极力强调中俄边境紧急，屡述苏俄的东进和根据中日军事协定需要出兵北满等，以此说明奉军不能长期远征南方。此外，张作霖还强迫政府支付六个月的军费150万元并供给武器弹药。张作霖狮子大开口，他知道自己所提的这一切政府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