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总统黎元洪下野，冯国璋在南京自立为代理大总统。8月1日，他率第十六师及其随从抵达北京就职。随后，他请王士珍、段祺瑞小饮，重叙“北洋三杰”当年的友情。冯国璋心情不错，借着酒劲亲切地对王段二人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院府之争了。”
段祺瑞重新上台，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独揽北洋政府的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决心“勘定内乱，恢复约法”。下令讨伐段祺瑞。
这年的年末，在南方军北上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内部直系和皖系发生分裂。直系军阀冯国璋主和，皖系军阀段祺瑞主战。最后段祺瑞提出召集临时参议院。11月11日，北京参议院开会前后，湖南发生政变，督率付良佐、省长周肇祥等从长沙逃出，王汝贤、范国璋败走，这等于给段祺瑞当头一棒。于是冯国璋把段祺瑞从总理的位置上一脚踢开，由王士珍出来组阁。段祺瑞十分恼怒，他通电揭冯国璋的老底，说他分化北洋派，勾结西南军阀。
北方属于段祺瑞一派的武将也奋然崛起。以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直隶、奉天、山西、陕西、浙江、福建、黑龙江、绥远十省长官和代表云聚天津，就对南方的政策进行讨论，这可谓第一次天津会议。会上大小军阀群情汹汹，主张讨伐南方的强硬派和弹劾怂恿冯总统停战的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张作霖派奉天督军署参谋长杨宇霆为代表列席了会议。
1918年1月5日，主战派各督军再次召开天津会议。以直隶督军曹锟为首，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察哈尔、绥远各省长官和代表参加会议，这次是讨论反对恢复旧国会以及讨伐军应否分两路南征。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对外通电统一口径说：“时局除以武力解决以外别无它途，各省宜联合请求中央宣布南方讨伐令，如若不应则各省宣言独立，采取最后手段。”云云。
接着倪嗣冲、张怀芝、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赵惆、张广建、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张敬尧等以及其他共十七省长官联名提出强硬的主战论，使坚持主和政策的冯总统和王士珍内阁的直系受到极大压力。
揭开天津会议的层层黑幕，躲在幕后操纵的发起者主谋者既不是倪嗣冲、张怀芝，更不是张作霖，而是段祺瑞的“宠儿”徐树铮。徐树铮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秀才，素以北洋军阀首一代谋士而闻名。徐树铮从入段祺瑞幕府起家，先后任军事参议、总参谋、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对段祺瑞“感恩知己，忠心耿耿。”
徐树铮忠心事主，段祺瑞被再度免职后，徐树铮也辞去陆军次长一职。徐树铮对王士珍的主和内阁十分不满，日夜为段祺瑞的东山再起而奔波策划。在他的主谋下、才有了天津会议以及主战决议。
段祺瑞与徐世昌、徐树铮商量时局以及对策，徐树铮献计说：“仅靠我们皖系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制止直系和南方的和谈的，我看不如来个借刀杀人，借奉打直。”徐树铮主张引“东北王”张作霖入关助战。
徐树铮从杨宇霆身上找到了拉拢张作霖的突破口。杨宇霆是奉天法库县人，和徐树铮同样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杨宇霆是宣统末年回国后任奉天军械局长，民国成立后任炮兵上校。张作霖任盛武将军时，把杨宇霆由代理参谋长提升为督军参谋长的要职，并晋升他为上将，可见张作霖对杨宇霆倚重甚笃。第一个为徐树铮瞩目的就是杨宇霆。徐树铮从当时代表张作霖往返京津之间的参谋长杨宇霆身上打起主意，他以同窗之谊加以说服，让杨宇霆打通张作霖。
张作霖和“当朝谋士”徐树铮的交往可追溯到1917年春，当时被撤消了国务院秘书长要职的徐树铮，依然在段总理的帷幄里参与筹划。他说服段祺瑞对奉省张作霖和冯麟阁的争斗中支持张作霖，压制冯麟阁。结果冯麟阁倒张运动彻底失败，张作霖的地位反而愈加巩固。因此张作霖对徐十分感激，赠以重金致谢。从那以后两者之间信使往来频繁。张作霖希望利用徐树铮在中央的权势威望，与之合作以扩大自己势力；而徐树铮也想利用张作霖的武力为外援，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两者在相互利用的目的下建立了合作；而他们之间的“纽带”毋庸说就是杨宇霆。
张作霖自天津会议以来成了主战的急先锋，他在1月19日向大总统冯国璋致电称；“时局混乱已达极点，应火速传令张怀芝两路司令挥师南下，以备万一。何况南方已无情和之诚意，政府应发堂堂正大的讨伐令，以挽救千钧一发之危局。”表示出强硬态度，暗吓中央。
坚持主和政策固执不变的冯国璋也压制不了主战派督军的强硬主张，终于在1月31日不得不发布湖南讨伐令，于是南北同胞又演一出骨肉相残的悲剧。这样天津会议段派又占了上风，而徐树铮也在暗自窃喜阴谋成功。
阴险狡猾、年轻气盛的徐树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