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的马路上，车水马龙，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来。当时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高级汉奸官员和伪军高级将领，并有军统局和中美所处、组长以上的大特务作陪。
他们都是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的。其中，比较出名的汉奸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丁默村，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东，以及汪伪特工的重要负责人陈恭澍、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鹤等人。与会的汉奸及特务共约500余人。
席间，戴笠继续玩弄他那一套欺骗汉奸的手法，站起来讲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
戴笠再三向汉奸们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求汉奸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等等。
戴笠的一番话，本是出于特工手法的一派胡言乱语。但是发表在这种喜庆场合，由权势熏天、信誓旦旦的戴笠来说，汉奸们一个个听得满面春风，喜气洋洋。
戴笠的那种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也不时被汉奸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特别是那些几乎在“八·一五”的一夜之间被军统们“策反”过来的汉奸，原先还多少有所疑虑，担心蒋介石出尔反尔，来个“一锅端”。
现在戴笠代表政府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许诺，不啻如获救命灵符，个个欣喜若狂，认为身家性命、前途地位、荣华富贵等等，总算有了切实保证。他们手中拼命地鼓掌，心中却恨不得要大呼戴笠万岁，席间气氛以至热烈得几乎像开了锅的粥。
但是，戴笠的中秋祝酒辞完全是虚晃一枪，目的也还是要把汉奸们稳住，以便他在暗中调集各方面力量，然后一网打尽，不使漏网。
就在中秋聚餐后，戴笠的上海肃奸行动的策划和部署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在肃奸行动碰头会上，戴笠正式把肃奸任务交给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负责，并调集军统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行动。逮捕时，一律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进行。9月23日，也就是中秋聚餐后的第三个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指挥100多个行动小组，拿着印刷精美的请柬，分头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诳骗说军统局在愚园路公馆请客。
戴笠导演的鸿门宴要开场了。
这些汉奸们耳边还回响着3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愚园路公馆。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晚，戴笠亲自通宵达旦地守在杜美路70号办事处里主持。结果，第一批预定要捕捉的100多名汉奸全部到案，无一漏网。
第二天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如法炮制，再次按戴笠的计划分头行动，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京市又新建了一个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戴笠肃奸行动的主要对象。
在肃奸行动中，特务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查抄汉奸财产的工作，特别是对出名的大汉奸，特务头目都争先恐后地要带队去查抄，更有的因财迷心窍，干出一些使戴笠大发雷霆的事来。
本来，上海有一些大商人，诸如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中的永安公司经理郭顺、新新公司的经理李泽等，因他们在抗战期间暗中资助过军统特务及忠义救国军的活动，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员，予以保护。戴笠从重庆到达上海后，还抽出时间召见他们，当面表示谢意。
其实，在戴笠看来，多捕一个汉奸或少捕一个汉奸本无所谓。可是，如果能选几个将来对自己有用的汉奸保护下来，将对军统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据此，戴笠审定逮捕汉奸的名单中，也就没有把周作民、郭顺、李泽等人列进。但这件工作是由邓葆光具体承办的，毛森并不清楚。
毛森认为，周作民是一条大鱼，油水一定很丰，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亲自带人闯进金城大楼把周作民捕捉关押起来。并派人来向邓葆光请示，周作民的财产怎么查封？邓闻报大吃一惊，马上向戴报告。戴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当即命令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代戴向周作民表示歉意。事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根据重庆方面直接发给他的一份电报决定的，戴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这次肃奸行动之前，戴笠亲又点名将军统出身、中途叛变的26名汉奸也列入名单，一并逮捕。其中汪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长万里浪、金华分局长及伪杭州市市长傅胜兰名列榜首。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