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把与日伪联系的活动完全交给戴笠一人去处理，也只有戴笠完全清楚这其中的种种黑幕，如果让其他方面的人一起掌握肃奸大权，岂不是又要把这些黑幕活动扩散。
再说，以当时国民党的各个部门，均已腐败透顶。肃奸活动，最是个容易内外勾结，大发横财的工作，蒋认为论工作效率和内部风气来看，军统组织均比其他机构要略胜一筹，交给戴笠独力负责，既是对军统的看重，也可以明确责任，便于追究查实问题，堵塞漏洞。
另外，戴笠明确向蒋提出要独揽肃奸大权，并摆出诸多理由，蒋原是个多疑的人物，他似乎嗅出戴的理由中多少有点要挟的成份。一旦在肃奸问题上，军统不给予全力合作，将要酿出政治上的许多麻烦。蒋是善于审时度势、等待时机的，他感到戴笠在目前尚有利用价值，索性耍一个手腕，把肃奸大权完全交给军统去控制，一方面是对戴笠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从过份膨胀的权力中走向反面。这是不是蒋的本意，应该说昭然若揭。
不过，蒋针对戴无限扩张的权力，也进一步加紧布置，进行监视和抑制，这确是实情。一个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成立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钳制戴笠的新策略。
说起蒋介石对戴笠的戒备和控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早在特务处成立初期，蒋通过郑介民和中统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监视和抑制；到抗战期间，蒋发现这个办法已不起多大作用，郑介民已被戴笠架空，中统也不是戴笠的对手，且有被打垮的危险。
于是，蒋在军统之上设立侍从室第六组，且让颇有心计和野心的唐纵出任组长，利用唐对军统内部情况极为熟悉，并在军统内部也有一定力量的有利条件，对戴进一步进行控制。
到抗战中期，又干脆加委唐纵为军统局帮办，直接对戴进行钳制。这是连一般军统特务都看出是蒋、戴斗法的公开手段。并且，唐纵也确是能体会和贯彻蒋的意图，积极从各方面对戴进行监视和制约。
抗战后期，蒋又通过特务工作的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两种制度，一方面加强唐纵的地位，一方面增强军统活动在特工系统内部的透明度，目的也还是使戴不能处处随心所欲。
这一阶段蒋、戴斗法的结果，戴笠确确实实感受到唐纵的份量，时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但是，戴笠毕竟经过了20年特工生涯的磨练，其心机狡诈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连蒋介石也估计不足的。
因此，在抗战后期，戴笠应变措施是把军统内部事务交给毛人凤去管理，让毛去对付唐纵，而自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统外部，一是全力与美国特务合作，紧紧抓住中美所的活动，仅在2年时间里，戴笠的势力就渗人美国军界，并得到美国海军界的大力支持，其地位还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其国际影响使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二是全力加强与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将领的联盟，与何应钦、宋子文、杜月笙等人的关系，也已到了相当深厚的地步。以一个黄埔六期生和军统局副局长的资历、地位，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造成如此影响和势力，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所能做到的。
三是戴笠通过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组织息营的一批高级政治犯研究如何将军统改造为政党的方案，并从各方面发动攻势，做染指海军的打算，使戴的发展天地又有了新的扩火。
四是大力开展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力量，是连蒋介石当时也无法从戴笠手中夺去的。偏偏以上这几个方面，是唐纵无法顾及和插足的领域。
经过蒋、戴长时间的斗法，戴笠的权力、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新的发展和膨胀，这不得不使蒋用新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戴笠。
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象的。
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结果不但使蒋真正看到戴的份量，而且蒋之对戴，也确乎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也迫使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
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由他们负责对戴笠进行监视，其作用自不必说。
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吸收钱大钧进来，也实属必要。
至于吸收胡宗南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