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翘站起身来，又踢了一脚门板，骂了一句“他妈的”。对余鉴声道：“完了，撤！”
陈恭澍等在车内只不过几分钟时间，却好似过了很久。不明事态进展，更是忧心如焚。
其时已过午夜，陈恭澍开着车在附近兜着圈子等候接应退出的人员。
约摸过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王鲁翘双手插着口袋，从一条巷子中转出来。陈恭澍嘎地刹住车，王鲁翘也已看见，奔过来跳上车。
二人开车又转了一圈，可一个人也没接到，这时只听得警笛尖鸣，警车呼啸而来。二人不敢再逗留，驾车返回寓所。
路上，王鲁翘交代了一下经过。陈恭澍顿时如释重负，这是受命执行此案以来最为兴奋的一刻。
二人回到寓所，静待其余五人归来。过了七八分钟，唐英杰和陈步云二人先后回来，其他三人却是毫无音信。
陈步云提议道：“我出去找找看。”
陈恭澍拦住道：“我看不必了，该回来都会回来，现在到哪里去找？外面情况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弄不好反而坏事，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等一等好。”
凌晨5时许，电话铃响起。
是许念曾，他劈头就道：“你们搞错了！那人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王鲁翘问了句：“什么事？”
阵恭澍轻描淡写地答道：“打错了。”
许念曾又接道：“有三个人被逮去了。”陈恭澍知道是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三人。许念曾在电话里沉默了良久叹道：“唉，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戴笠接到行动失败的消息是否也会发此感慨呢？
这次行动自始至终是由他亲手或幕后操纵的。博浪一击，误中副手，戴笠当然没有想到这次曾仲鸣的被误刺，更加快了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步伐，促成了汪伪政权的建立。
戴笠怒火渐息，眼望窗外。
窗外，西风萧萧，春水犹寒。
汪返沪后，戴笠接二连三的派自己的亲信去暗杀汪精卫，但最终都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9年5月，戴笠闻知汪精卫已抵达上海，并与以原中统特务丁默村、李士群为首组织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知道仅靠上海区从外围狙击一时难以得手，决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星炳利用过去是“改组派”的关系，打入汪精卫身边，伺机下手。
戴星炳奉戴笠命令，经香港到达上海，佯装投靠汪精卫。但因戴星炳原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投汪后并不能得到重用，因而难以与汪接近，加之汪此时经两次暗杀，早成惊弓之鸟，处处严加提防。结果混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戴星炳感到再这样混下去，对戴笠、对蒋介石都难以交代，于是写信建议汪精卫，说他可以回广东策动张发奎、李汉魂、邓兆龙等原粤系将领投汪。其本意原是想借此抽身，向戴笠交差。但戴笠并不肯放戴星炳过关，他决心刺汪成功，代价再大也在所不计。于是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凶悍的大特务吴赓恕亲率10名特务，随戴星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
戴星炳第二次重返上海，吴赓恕等人也先后潜赴上海，开始工作。按照戴笠对戴星炳、吴赓恕交代的新计划，如果刺汪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打击其他仅次于汪的大汉奸。于是戴星炳、吴赓恕决定先取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但因事机不密，戴星炳被76号逮捕。丁默村、李士群了解到他的身份后，决定通过他与戴笠联系，目的是使76号与军统暗中携手合作。戴星炳答应了丁、李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信，军统局也复函同意。但复函中通过粗细笔划的运用，另给戴星炳秘密指示，命令他伪装合作，寻机除去丁、李，加紧除汪。丁、李破译此信后，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汪精卫，汪对戴星炳的“背叛”极为痛恨，大笔一挥，立即枪决。戴星炳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军统大特务。
二次刺汪行动流产后，戴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续活动，伺机刺汪。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器重。这次领衔出征上海，曾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戴星炳一死，他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学陈承纶，再谋刺汪的对策。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有师生之谊，吴便威逼陈承纶利用与汪的师生关系去接近汪精卫，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炸弹或下毒，置汪于死地。
陈承纶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根本无胆量去谋汪之头。但吴赓恕的心狠手辣、凶野蛮横的威名使他亦不敢拒绝吴的要求。他考虑再三，为今之计只有让汪精卫来对付吴赓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经过向汪全部密报，由汪交76号设计将吴逮捕，立即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活动中第二个丧命的军统大特务，第三次刺汪行动随之失利。
吴赓恕的死讯由军统上海区报告戴笠，戴极为伤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戴对汪的报复心理。为此，他重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