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勤务机构。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办事处是因躲避日军空袭而设立的军统乡下办事处，有内外勤兼顾的任务。
军统的外勤组织除站、组相对比较稳定以外，区及办事处一类的机构变化甚多，难以确定数目。抗战时期，除了东北以外，各省（包括西藏、西康、新疆这些偏远省份）都建立了省站，有的一省则建数站。
军统时期，海外特工机构也逐渐建成。先后成立了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机构。仅在越南境内就设有七个情报分站，并于1939年在广西南宁设情报总站，进行领导。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日本及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
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可谓多如牛毛，比较有影响的计有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军令部第二厅、军委会特种邮电检查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缉私署、直接税署、货运管理局、内政部警政司、各大城市警察局、外交部护照科、驻各国武官处、陆军总司令部以及各战区和集团军调查室、三军谍报参谋处室、各大城市及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航处委员会政治部调查室等等。
特务处时期，戴笠对手下的特工人数有确切的记录，从1932年4月1日前的十个人，到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人数已达三千六百人。但后来因军统扩展太快，几至膨胀的程度，其在抗战各个时期的确切人数，根本无法掌握，粗略估计，军统在全盛时期的内外勤人数约五万人，军统掌握的各种特务武装约二十万人，通过军统策反掌握的伪军力量约八十万人，三部分力量合计一百余万人。尤其前两部分力量的组织之严密、调动之灵活，超过了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戴笠拥有的强大实力超过了使蒋介石放心的程度，最终引起蒋介石的猜疑和不安。被耍又挨打
在河内追杀汪精卫的失败，使戴笠感觉到异常沮丧，心中往往想起自己身负军统要职，竟然如此失败，又怕别人对自己有所瞧不起，迫于无奈，只好回到重庆，向蒋介石请罪复命。
出乎戴笠意料之外，蒋并未对这次失利进行指责。蒋深知汪精卫也是国民党集团中的顶尖人物，绝非等闲之辈，以蒋之老练精明，数十年来尚不能制服汪，何况戴笠。退而论之，戴笠这次能率特务，第一次超出国民党政权所能提供保护的范围，孤军深入到别国境内，将汪精卫的副手打死，也属难能可贵。
更为重要的是，从1939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策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
在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大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
蒋介石特地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
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
戴笠受命后，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戴笠此行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对于孙殿英，戴笠其实早有布置，自从1933年戴笠与孙天津一别之后，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是兵败如山倒，被西北“五马”之一马鸿逵杀得东倒西歪，届时，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倒霉的孙殿英真是祸不单行，骂爹哭娘不成，迫于无奈，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好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
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五百杆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二千多人，编成了四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
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枭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得“正果”。
于是，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稀世珍宝开路。
1937年8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来到南京，行色匆匆。他先与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