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读零零>>戴笠全传> 第34章 狐狸吃亏,薄命红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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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狐狸吃亏,薄命红颜(1)(1 / 3)

军统渐壮,坐立不安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迫于无奈,不得不西迁重庆。这就开始了军统的七年陪都时期。

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首先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一座三层、一座二层的旧式楼房,另有几十间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然后又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与四川军阀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成为邻居。

不久,又强行买下局本部大院对门的枣子岚垭“漱庐”的3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一楼辟为一般大特务接待客人的地方,二楼作为戴笠接待客人的地方,三楼是一些军统大特务中午或晚上临时休息的卧室。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湾十九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二百亩左右,成为重庆一大禁地。

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不断扩大地皮,广夺强抢。抢到曾家岩五十号房屋做戴公馆;抢到磁器口螺丝厂数十间厂房、平房做军统办公处;抢到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成为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

戴笠在重庆安营扎寨后,便着手整顿内部。因军统局5月份在武昌成立时,由于战事关系,内部的组织和人事机构均未做大的调整。这次戴笠将内勤科、股逐次升格为处,并新设许多处、室、科、股,大量扩充人员。从戴笠建立特务处以来,其内部机构的变化从没有停止过。

建立军统局后,内部机构的变化更为频繁,有时快得连人事处跟着更改名字都来不及。这是因为军统是一个特殊机构,不受军委会编制部门的约束,况且戴笠生性多变,一个念头闪过,马上付诸实施,从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蒋介石对军统的原则是只过问局级人事和编制情况,对局以下的机构、人事全权交给戴处理。因而,军统内勤要增一处一室、外勤要增一区一站,只要戴笠决定之后,马上就可以实行,完全不需要向蒋介石或军委会请示报告。所需经费除军委会按核定编制拨发部分外,绝大部分都是由蒋介石按年度统一从特别费项目下补助。抗战中期以后,由于军统组织极度膨胀,所需经费十分巨大,蒋介石的年度巨额补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戴笠就自己多方面开辟财源进行解决。

军统扩建之初,戴笠首先把书记室升格为秘书室,秘书室内初设文书科和译电科,后因业务大量增加,这两个科又分别扩充为文书组和机要组,组内再设科。秘书室由主任秘书主持工作,但因主任秘书郑介民不肯到职,故军统局仍保留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一职,主持内勤业务,大特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都在这个时期担任过书记长。结果弄得不但许多外勤特务不清楚书记长之上还有一个主任秘书郑介民,就是许多内勤特务也不清楚。

戴笠是个细心之人,感到这样下去,一旦蒋介石查问起来,容易引起他的猜忌心理,郑介民也可以借口推脱。于是决定将书记长一职撤销。改设代理主任秘书一职,主持内勤业务。

秘书室以下的各处,习惯上按序号排列。初设一、二、三、四处,后来发展到八大处。

军统后期成立的还有训练处、警务处和布置处。训练处由军统训练科扩充而成,任务是对军统的数十个训练班进行督训。处长郑锡麟是“十人团”成员,被称为军统的“训练专家”。其后由军统老特务廖华平担任处长。

训练处同时主骗军统内部发行的月刊《家风》,领导军统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家风》创刊于1938年5月,初名《半月时评》,这是戴笠用以控制军统内部思想的刊物。“抗日锄奸团”原由华北等地的爱国青年学生自发组成,后被戴笠发现并掌握,因而逐渐改变性质。

警务处主管各地的警察机构与稽查机构。布置处是军统成立的最后一个处,任务是布置对沦陷区的潜伏和策反工作。处长马汉三,是一位野心极大的高级特务。戴死后,被郑介民处决。

除上面所说的各处外,军统局内部还有比处略小一点的各室和委员会等机构。督察室的任务与特务处时期无大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戴笠在军统局督察室内新增设了一个防奸股,专门监视在军统内部的中共叛徒,并防范中共派人打入军统活动。该股手拿戴笠赐予的“尚方宝剑”,发现有嫌疑人物,有权先行扣押,再审讯调查。特种技术研究室是专门研究如何杀人放火、行凶破坏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机构。经济研究室主要研究有关破坏、扰乱沦陷区经济以及军统自身如何缉私、走私等方面问题的专门机构。总督核室是军统的经济审计和监督机构。机要室(译电室)原隶属于秘书室,后由戴笠提升为处级机构,主任由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担任。

军统另外设有设计委员会、策反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财产清理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以及中山活动室、“四一”医院、神仙洞招待所、印刷所、造纸厂和特务团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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