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毙汉奸黄浚，巧借兄弟雄威
1937年2月12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和日本方面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上蒋介石宣布了西安事变的“承诺”，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抗日方向转化的开始。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了。
国民党政策上的这一重大变化，使特务处工作顿失重要目标，一时不知对共所做，又不知对日所为。
戴笠毕竟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应变能力无人能比，蒋介石的心里早已揣摸透了。深知蒋之反共是终生矢志不移的国策，当前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只不过是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国内一致要求抗战的舆论而采取的缓兵之计罢了。认为反共活动仍然是特务处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必须在工作部署上有所变更的掩饰，公开的反共口号和旗帜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强秘密布置，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指导反共活动。
为了迅速应付和适应这一变化了的形势，戴笠多次召集特务处高级特务进行研究，对特务骨干进行训话，指出国家进入抗战时期以后，仍然是进行反共活动的大好时机，他说：
“国民党掌握了广大的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用逮捕汉奸的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党员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利诱、威逼。”
戴笠分析说：“共产党员，生活艰苦，又没有官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产党”，“这一政策一定要坚持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
针对一部分特务对国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戴笠训诫说：“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有主张”，“我们不是政治集团，我们是领袖的耳目。”一切唯领袖之命是从，贯彻领袖的意志，替领袖分忧。从此，特务处的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戴笠是国民党内较早地认识并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与中共进行斗争的顽固派分子之一。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谈判正式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中间经常回到上海做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
戴笠闻讯后，亲自布置上海区长周伟龙调动大批特务进行监视跟踪。当时许多特务都不认识周恩来，戴笠就叫黄埔一期毕业的大特务吴乃宪去帮助指认，特务们在周恩来居住房间的西边和斜对过都开了房间，实行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的跟踪。上海区对监视结果每天都要向戴笠做详细汇报，但始终没有发现重要情报。戴笠曾多次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
1937年5月份，蒋介石派军委会中将高参徐里宗率领访问团奔赴延安，意在和中共接触，了解延安方面的情况。戴笠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共进行侦查的好机会，于是经蒋批准，乘机派遣中共叛徒、特务处军事科长杨蔚扮作访问团成员，随团赴延安搜集情报。但除了了解一些一般情况外，也没有能弄到重要情报，只得无功而返。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目标，抗战已开始成为举国一致的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日军士兵失踪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这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上层干部对日抗战的思想。
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手中。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大员因戴笠是蒋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了解和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阔论。
戴笠也是一个喜欢卖弄的人，他凭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对“七七”事变后的形势发表了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
众人听了，连说：“高见！高见！”
庐山训练班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
戴笠对所管特务管教甚严，亲自宣布，抗战期间，大小特务一律严禁结婚，违者重罚并处以五一十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