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人刘澜波、栗又文、张希尧、苏子元四人和高崇民在北平聚议组织新的东北人民救亡团体，以适应时势的需要。嗣由刘澜波、高崇民、苏子元与阎宝航会商于南京，当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定名为“东北救亡总会”，并决定邀请以李延禄、李杜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加入。形成为关内关外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的统一组织。这个组织为继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之后，以共产党领导下的“东联”为中心，合东北各抗日团体而为一体的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南京会谈做出内部决定后，复在上海由李杜、李延禄、阎宝航、刘丕光、董麟阁、孙山出面召开了旅沪东北人士二百余人的大会，公开宣布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的决议。大会并提出援助东北抗日联军、释放张学良、拥护国共合作到底、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等主张。刘澜波、高崇民等返回北平，正式举行了“东总”的成立大会。
“东总”的最高领导形式是常务委员会。在常务委员会下，设有秘书长及组织、宣传、训练、联络各部，并由常务委员会推选主席团负责执行日常会务。
“东总”成立伊始，徐恩曾就怀疑是共产党在幕后操纵，但苦于拿不到证据。而“东总”也很狡猾，他们利用会中的头面人物从中周旋，在复兴社和CC矛盾中间求存在。该会的头面人物高崇民、王化一出面与复兴社的军统局头子戴笠接洽，说明东北人民成立抗日救亡统一组织的必要，和中央（意思是指戴笠）便于领导等等理由。戴笠于犹疑之后首肯，并允每月给五百元做经费，当即交付二千元作为四个月的开支。此即“东总”开始与戴笠发生关系。
可就在这个时候，“东总”东北中学事件与中统特务交上了手。
东北中学于1931年创设于北平，1934年受日、蒋双方压迫，南迁到豫鄂交界的鸡公山。校中备有轻重机枪和子弹，为学生军训之用。学校师生中有国民党及复兴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经常进行斗争，但在共产党地下党如王铁良、马献图等领导和影响下，进步势力渐占上风。“东总”以这个学校为培养进步青年宣传进步思想的园地，而国民党则视为眼中钉，几年来一直在鼓动风潮，企图抢夺。
1937年4月，国民党湖北教育厅厅长、CC分子、中统特务周天放和赵雨时来校，强行接收，被学校师生拒绝，于是，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当赵雨时来校，学校闭门不纳，并高唱“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纪念九·一八”、“遥忆松花江”及“黑水白山”等歌词为赵雨时“招魂”。赵雨时不得其门而入，乃租一饭店，在门前悬挂一“东北中学临时办事处”招牌。学生怒不可遏，将招牌摘下。赵雨时恼羞成怒，从屋内开枪，学生并无一人受伤，而他自己带来的一个狗腿子李某却被打死。
在东北中学对国民党斗争的同时，“东总”决定由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代表校董会向CC控制下的国民党教育部进行交涉，并抗议湖北教育厅向私立学校强派校长、摧残教育的非法行为。斗争持续有半年之久，本来中统对付学生和群众团体是很在行的，但此次却感到束手无策，他们发现军统头子戴笠被“东总”拉了过去，并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后台。事实也确实如此，“东总”为了生存，不得不靠近戴笠，利用中统与军统之间的矛盾来生存，而戴笠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比重，并张扬复兴社与CC派对抗的声势，也乐于和“东总”接近。而CC派则一贯地对“东总”进行打击，亦以之来对抗复兴社。所以徐恩曾回到武汉时，中统与“东总”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公众舆论普遍倒向“东总”，军统也在乘机打击中统。中统已经引起了公愤。
徐恩曾不愧是个老谋深算的特务头子，他决不想输给“东总”，因为输给“东总”就意味着输给了军统。这位表面文雅的儒将骨子里却毒透了，他这次非要置“东总”于死地不可。他一回到武汉便采取了迂回包围的政策，首先出面与“东总”的领导人通话。缓解中统与“东总”的矛盾。在缓解矛盾的同时，他派了东北籍的中统特务齐世英和挨过“东总”痛打的韩韬潜入“东总”的外围组织，侦察“东总”的一举一动。他们无意中发现“东总”与武汉总工会的关系不错，于是经过他们的秘密酝酿，凭空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他们还假刻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纪录”和“暴动计划”。这份密报由韩韬和齐世英转交徐恩曾，作为一个老特工徐恩曾一眼便认出是“莫须有”，但一心要置“东总”于死地的徐恩曾却煞有介事地报给了陈立夫，又由陈立夫上呈蒋介石，他认为这次足可以把“东总”负责人一网打尽。
5月15日，戴笠突然派人找“东总”的负责人之一王化一，说有急事请即去。戴见王时说：“化一兄，我们要以诚相见。多久以来，有人屡次给委员长写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是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