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看，非杜月笙莫属。
吴开先一到重庆，就把这项建议禀报了蒋介石。
旋即，杜月笙收到了由孔祥熙从重庆发来的召见电，要他火速飞渝。
杜月笙飞到重庆，暂居交通银行招待所，数天后即被告知，蒋介石已批准成立“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并亲自圈定戴笠、俞鸿钧、杜月笙、吴开先、蒋伯诚五人担任常务委员，以杜为主任，统管上海党、团、特工各路人马，工作重点是劝导金融工商界、技术工人、青年、学生到后方来，增加抗战力量，告诫沪上人员勿与敌伪合作，并在经济上支援国家抗战等等事务。
第二天，杜月笙以“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主任身份，拜见了孔祥熙，与孔商定了委员会的活动经费和工作方针。
接着，他们又到戴笠的公馆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会上商定：蒋伯诚、吴开先潜入上海，杜月笙驻扎香港，戴笠、俞鸿钧留在重庆，三方用无线电沟通。
杜月笙又关照蒋伯诚、吴开先，上海的工作可由万墨林具体负责。
会议结束后，杜月笙立即搭乘中航公司飞机回港，不料中途遭到日机截击，飞机急升8000米高空躲避。当时，飞机上尚无氧气设备，杜月笙不堪忍受，哮喘隐疾暴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待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杜月笙已不省人事。虽经救醒，但从此却留下了终生不愈的严重哮喘病。
张大亨之死
上海沦陷区期间，“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因为经不住日本人的再三劝诱而公然卖国投敌，成立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用日本人拨给的武器，用来专门为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物资，大发汉奸财。后来，张又在日本主子的保护下，在沪以及沦陷区内继续肆无忌惮地从事贩运军火、开设赌场的生意，并与日本军部约定，控制了苏浙两省出售鸦片的专营权，指派专人负责运输，代替了杜月笙在上海时贩卖烟土的地位。张啸林公开做起汉奸，在他的浙江帮会门徒中产生了恶劣影响，张啸林的门徒都纷纷投向日本人，出任浙江伪政府官职。
1940年8月13日，汪伪政权头面人物之一的周佛海再次与张啸林经过彻夜密谈，决定任命张啸林出任伪浙江省省长。张啸林的一举一动，引起了戴笠和杜月笙的极度不安，尽管张与杜是拜把兄弟，但杜月笙仍然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找机会下手。在杜月笙留沪总管家万墨林的支持下，戴笠组织了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并由杜月笙门徒陈默担任总负责人。
几天后，更新舞台挂头牌的坤角新艳秋主演《玉堂春·起解》，楼上包厢里的看客，全是新艳秋的相好俞叶封请来的头面人物。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旁边都陪有浓妆艳抹的夫人，他们高谈阔论，得意洋洋。
已经是晚止7点半了，戏还未开场，俞叶封正焦急地等待着张啸林。一个茶房悄悄走进包厢，在俞的耳边说：
“张老板来电话，他说日本人约他去谈点事，不必等他。”
俞叶封原是想请张啸林来撑撑场面的，此刻落了空，只好无力地吩咐开场。
一阵锣鼓响过，全场的灯光慢慢暗了下来，新艳秋在幕内一声叫板：“苦哇……”
观众们立刻被吸引住了，人人都伸长脖子盯住女囚出场。此时，一个男子突然蹿至俞叶封包厢前面，有人正要让他让开，却发现他的双手抱着一挺轻机枪。
不好！俞叶封刚想逃跑，机枪喷着火舌吼开了。
也没有人统一指挥，观众们惊叫一声后，全都趴在了地上。
“哒哒哒”，机枪声音如同炒爆豆一般，把人们的耳朵震得嗡嗡响。
许久，人们才在惶恐中抬起头来，打机枪的家伙早已无影无踪，再看包厢里的俞叶封，身上被射了十几个洞，早已一命呜呼了。
这一次，杀手没有杀成张啸林，是日本人的一个电话让他逃过了性命。
俞叶封是张啸林的亲信，是“新亚促进会”的委员，为张啸林主持棉花资敌工作。没想到，这么快就做了替死鬼。
又过了一个月，张啸林的小汽车刚开到福煦路的十字路口，突然红灯打出，司机猛踩油门，冲过红灯，没命地狂逃，张啸林又一次逃得性命。
经过这两件事后，张啸林吓破了胆，平时深居简出，并雇了20多个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住宅周围还有日本宪兵日夜守卫，除奸任务一时难以完成。
在香港的杜月笙得知这些情况后，找来了顾嘉棠、叶焯山商量。
叶、顾两人对张啸林的随从保镖们，个个了如指掌。叶焯山出了个点子，杜与顾两人觉得可用，便通过秘密电台告诉陈默一个办法：窝里戳。
1940年8月11日下午3时左右，汪伪政府与日本上海机关双方派代表来愚园路歧山村54号岑德广家里。
不一会儿，张啸林带着一群保镖，也来到54号，接受汪伪政府的浙江省省长委任状。保镖们在房子周围巡逻、守卫。
岑德广家里的一个仆人，悄悄地把一支香烟递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