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心在汉
令杜月笙惊喜的是，他离开上海这块“发祥”地以后，居然会重整旗鼓，蒋介石对他更加信任，频频做出笼络姿态，杜原先在上海的种种担忧顿时没有了。
蒋介石给杜月笙的第一个恩宠，便是奖给杜月笙一个正式的官职，即“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这是杜月笙多年来一直追求而未得到的正式职务。蒋介石之所以给杜月笙一个公开职务，是因为他考虑到，日军虽占领了上海，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是日军势力难及之处，租界内杜月笙仍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日本方面为了建立傀儡政权，四处拉拢人为日本人服务。
蒋介石为阻止一些受到日本青睐的人物公然投敌，不得不考虑给一些头面人物任职，设法拉拢他们。杜月笙亦官亦民，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便于开展这项工作。
为办会需要，杜月笙举家迁到九龙柯士甸道113—115号，门口挂起了“中国红十字会”和“赈济委员会”两块牌子，接受海外侨胞捐献给国内“红十字会”的物资和钱款，并转往汉口、重庆。
同时，杜月笙又以“赈济委员会”的名义，领取政府经费，分发给从各地赴港滞留的社会名流和下野政客，并通过万墨林，向仍处于上海“孤岛”上的民国要人分发“补助费”，以防这批人落水投敌。
1938年元旦过后不久，日本内阁总理近卫文麻“麿发表声明：“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邦交。”在日本对华新政策的指导下，侵华日军积极策划扶植汉奸傀儡政权。
他们首先瞄准了原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内阁。这批人大部分被围困在上海法租界里，处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
戴笠的军统特务获此情报后，急忙通知杜月笙，要他设法把他们接往香港。
杜月笙闻风而动，立刻给上海发报。通过在上海的弟子们的努力，很快把前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汤漪等人先后接到了香港。
段祺瑞内阁十名大员竟被接走了七名，日本人计谋落空，只能推出王克敏、梁鸿志等小角色组织政府。
这是杜月笙为蒋介石立的新功，老蒋特地给杜月笙汇来了10万元作为经费补偿，同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发表文章，称赞杜月笙“身在江湖，心存于济，海中片岛，蔚为置邮传命之枢，天外一身，隐身旋乾转坤之重”。
九龙柯士甸道与香港岛隔着一个海面，来往极不方便，杜月笙为了应付繁忙的活动，便又在香港最豪华的高罗士大饭店包了个套房，作为与各方接触的新办公地点。
当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王正廷正任驻美大使，这样，杜月笙表面上以赈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两个名义在香港活动，实际上则成为蒋介石和上海及其他沦陷区之间的转接枢纽。杜月笙在其中担任了中介、策应工作。国民党当局设在香港的负责机关“荣记行”（洋行），其作用反而远不及杜月笙的“赈济会”和“红十字会”。
1938年底，战局形势严峻，国民党最高层次中出现分裂。这年12月29日，汪精卫、陈璧君托辞乘飞机离开重庆，经昆明转河内并发表了亲日通电。
不久，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由河内飞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改选了国民党总裁和中央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汪伪政权。
汪精卫每月从日本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处领取4000万元经费，以招集喽啰。在重金、高官的诱惑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几乎全部投靠了汪精卫，蒋政权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基本上瘫痪。
为重整上海地下组织，在蒋介石亲自指示下，陈果夫、陈立夫特派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在中央军委第六部供职的吴开先，去上海恢复中统的工作。
吴开先深知上海情况复杂，现在奉派单枪匹马潜入上海，不禁忧心忡忡。为完成此项任务，他特地来到香港，请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马上让他暂时住在香港，用他的私人电台和上海方面取得联系，待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再让吴启程赴沪。他还关照他在上海方面的代理人万墨林、徐采丞全力相助，又以恒社社员为班底，为吴提供一切方便。
但是，由于上海方面“中统”、“军统”及各派各系的互相牵扯，吴开先难以协调展开工作，半年后回重庆述职，途经香港向杜月笙请教。
杜月笙认为，上海情况复杂，但地位重要，最好是在上海设立一个总机构，在老蒋领导下统一指挥各路人马，希望把其意思转禀给蒋介石。
吴开先久历官场，自然十分明白杜月笙的意思。事情十分清楚，“中统”、“军统”双方皆不可能受对方统辖，要使双方协调，必得推出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人物。这个人物，从当时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