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后，趁着混乱，逃之夭夭。当大批日本宪兵和租界警务处派出的中西探捕赶到时，等着他们的只有狼藉不堪的现场，鲜血淋漓的尸体和呛鼻的火药味。
一个月后，“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设计科长楼侗，又被军统特务暗杀。之后，“中储行”上海分行的庶务科长潘旭东、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科主任万鼎模等，也先后在军统特务的枪口下丧命。
经这一系列暗杀行动，本已业务不佳的伪中储行上海分行，更是门可罗雀，行内职员吓得宁可敲掉饭碗，也不敢去上班。“中储行”上海分行濒于关门打烊。
周佛海得此消息后，气得七窍生烟，立刻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命令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报复。
于是，就在楼侗被杀的当天晚上和次日凌晨，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3月21日深夜11时50分，汪伪特工总部的大批特务带着手提机枪和短枪，分乘两辆汽车，疾驶至霞飞路1411弄。下车后，特务们冲到该弄10号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门前，狂按电铃。茶房以为是租界的巡捕，便拉开铁门。特务们急拥而入，将正在熟睡的十一名银行职员厉声唤醒，拉出房门，强迫他们排队站好，由三名特务用快慢机对准他们猛扫。顿时，血溅四壁，这十一名银行职员相继倒在楼板上。特务们将浸在血泊里的尸体翻来滚去地狠踢了几脚，认为没有幸存者后，才爬上汽车，扬长而去。
次日凌晨，汪伪特工总部的大批特务，又全副武装，乘坐两辆汽车，驶至极司非尔路96号（今万航渡路455号）中国银行的职员宿舍，抓走了一百七八十名银行职员。后来，中国银行花了很多金钱，托了很多人情，费了不少周折，汪伪特工总部才同意将被捕人员具结连保释放。
制造了这两起大案后，汪伪特工总部仍不肯罢休，又于3月24日袭击了中央银行留沪机构。上海沦陷后，中央银行分两处设立了办事处，一处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路）逸园跑狗场，另一处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一家汽车行里。汪伪特工总部化验室主任，根据李士群的命令，特制了两颗定时炸弹，由特务偷偷送进这两个办事处。到了预定时间，两颗炸弹同时炸响，结果炸死炸伤十六人。周佛海得报，洋洋得意，命发给伪特工总部赏银三万元。李士群嫌少，不无牢骚地说：“这次赏了三万元，算是他有生以来最大一笔赏金了，其实还不够我两个炸弹的成本费哩！”
面对汪伪特工总部的频繁进攻，军统特务决定“以牙还牙”，他们派出三名特务，携带利斧，混人大华医院，将正在那里养伤的伪中储行上海分行业务科长活活劈死。
汪伪特工总部闻讯后，再次闯入中国银行职员宿舍，抓走了中国银行的一些高级职员，并从中挑出三人枪毙，实行“以三抵一”的报复。
蒋、汪特务围绕“中储券”展开的这一场混战，杀得难解难分。汪伪政权固然有损失，但由于当时的上海是沦陷区，汪伪特工以日本侵略者为靠山，可以明火执仗地干，而蒋方特工则处于地下状态，不易采取大规模行动，因此蒋方损失更大。军统局感到再斗下去，对己不利，于是戴笠要杜月笙出面斡旋，设法停止这场以银行职员为对象的屠杀。
蒋汪双方特务的一场恶斗，就这样要由杜月笙“摆平”。
为了在上海的经济利益，蒋介石和江精卫进行的混战，杀得难解难分，把上海金融界搅得血雨腥风。
然而，“七十六号”李士群、吴世宝残酷的报复，蒋方的中、中、交、农四行员工，惨遭牺牲者日益增多，他们又何尝不是闻弦心悸，杯弓蛇影，吓得不敢跨出家门一步。
因此，蒋汪双方的银行，眼看着即将同归于尽，谁都无法到齐足够的人手，开门营业。远在重庆的“军统”头目戴笠日夜焦虑不安。
此时，从重庆来上海，打入汪伪政权内部的唐生明，向戴笠发了一份措词恳切的电报，说这样下去，人质会被杀光，将要尽失民心，而重庆政府在上海的一切都会丢光。再加上中、中、交、农四大行的损失已直接影响到“四大家族”的利益，皇亲国戚们对戴笠压力很大。于是，戴笠示意住在香港的杜月笙设法斡旋，暂弭杀风。
这件事，杜月笙自然得办，因为命令来自于重庆。但为难之处在于既要完成使命，又不能失掉自己的面子。论双方暗杀之战，“军统”上海方面的特工头目不少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而论交战对方，吴世宝三年前连杜公馆的门都轮不上进，靠日本人当汉奸走狗才发迹的，杜月笙怎能和他低声下气地“讲和”，把他当作“讲斤头”的对手呢？
若说吴世宝与杜月笙的关系，还真有点玄妙。
吴世宝当年在上海滩，只因辈份太低，曾拼命想巴结杜月笙，可杜月笙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虽然如此，吴世宝还是一直把杜月笙当作他崇拜的偶像，希望有朝一日能像杜月笙那样从泥淖里窜向“龙门”。
抗战以后，他投靠汪伪和日本人，在“七十六号”里得了势，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