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土原在火仓及机房搜得，是在逃的火仓头目王道余、厨师徐阿大、金大生、李六子所为。王建美、王建实司电灯，责任重大，不容推诿。吴秋生、王德文同值夜班，系贩土之同党。王忠明等罪与前同，因责任较轻。可予减格论处。陶永昌、任传发盗窃烟土，构成犯罪，理应烟土没收并予处置。”
最后，由诸福曜审判长起立宣判：“主犯王道余、徐阿大、金大生、李六子外逃，应予严缉。”
旁听席上一阵骚动。诸福曜见状加快节奏念道：“王建美、王建实在侦查队登轮缉查时关闭电灯，妨碍公务执行；吴秋生、王德文在值班之时帮助贩运烟土，均触犯刑律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各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陶永昌、任传发盗窃烟土犯刑律三百三十八条六款，处有期徒刑一年。白云观提解之烟土260大包，25小包，计1360斤，予以没收。其余王忠明等10名，尚未构成犯罪，当庭释放。”
宣判结束，法庭人员鱼贯而退。还未待旁听者们醒悟过来，早有数十名刑警拥出，把案犯押上警车，又把获释者驱上招商局汽车，有关证人都乘上备好的专车，在一阵嘈杂的喇叭声里，车队转瞬即逝。
记者们看得目瞪口呆，稍顷，缓过神来，也只得无可奈何怏怏而归。
半个世纪以后，当年外逃的首犯王道余在美国披露，沪土案背后的主使人是自己的师父杜月笙。
杜月笙在民国成立后，从华界运土不能像北洋军阀时期明目张胆地动用军队保护了，但暗中他仍借助军队的保护来贩土。他重金贿赂了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由熊派士兵押车运土进租界。
张之江从南京给熊发电报，说近日有批土要进沪时，熊很慌，与杜月笙一商量，决定由侦查队去“江安”轮上提，提到队部后，扔下几包表示意思，其余的仍拉进法租界。后来，因警方盯得太紧，只好又悄悄把那些烟土拉回侦查队队部。
杜月笙还通过国民政府中的关系得知政府不久即将查办“江安”轮涉案人员，便提前安排王道余、徐阿大等四人出逃香港。接着，他又在南京、上海两地拼命砸金条，终于使事情不了了之。
一件曲折的案件
魏廷荣在上海法租界的权势和财力非同一般，他是唯一能与杜月笙抗衡的人物。
魏廷荣是位天主教徒，精通法语，曾留学法国，与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
早年，此人经营地产，在徐家汇一带拥有大量的地产。上海人传说徐家汇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魏廷荣所有。他的岳父朱葆三，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法租界第一条以中国人命名的马路就是朱葆三路。
魏廷荣靠着精通法语，到过法国，又靠着岳父的牌头，成为特别受宠于法租界当局的人物。
黄金荣曾和魏廷荣争夺过美女吕美玉，结果迫于魏的权势，向魏让步。
魏廷荣不仅担任中法银公司经理，兼营地产、古董业，还担任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又称法租界义勇队总司令），并与驻沪法国领事及其所属各机构上层人物关系密切，是个“兜得转”的头面人物。
1929年7月24日上午10时50分左右，魏廷荣携带三个年幼子女乘自备汽车从设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口的中法银公司向西行驶。
不出1公里，前面一辆小汽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几个持枪的人跳下来，把魏廷荣的司机和两个孩子赶下车去，然后跳进车内，把车向南开去。
车到民国路口时，绑匪又把第三个孩子赶下车，只押着魏廷荣急驰而去。
途中，绑匪用浸了蒙汗药的手帕蒙倒了魏廷荣，剥去魏的衣裤。车到南码头，绑匪们把魏廷荣抬上小船。经二三小时的行程，来到南汇县六灶村樊庭玉家中。
六灶村位于浦东远郊，河流纵横形成水网，除小船之外，无任何交通工具与外界相通。
樊庭玉是地保，没有人敢来寻他的麻烦。魏廷荣在樊家被藏匿50天，居然没有一点风声透到上海。偶尔有邻人到樊家串门看到魏时，樊庭玉说是自家亲戚在此养病，邻居们也就信以为真。
樊庭玉是位农民，秉性善良，对魏廷荣十分友好。
魏廷荣被绑架的消息使全上海受到震动，法、英两租界巡捕房及华界的警察局十分紧张地部署侦破任务。各车站、码头、关口、要隘都被封锁，严密检查，同时又利用流氓帮会从黑社会内部突破，但都未有结果。
魏廷荣被绑三天后，他原配夫人的长女朱二小姐收到绑匪一信，约定她夜间去杭州碰头并警告其不许向警方报案。绑匪向她交了魏廷荣亲笔写的纸条，说明魏活着，要家中人准备赎票款项。并出示了魏随身佩带的金壳怀表作为信物。
分手时，绑匪向朱二小姐敲诈，要“见面礼”1000元，但未宣告勒赎金额。
魏廷荣被绑票后，新闻界大肆渲染，更加引起各方注意。朱二小姐和魏的爱妾吕美玉不断收到各种来信和报告，巡捕房疲于奔命，但毫无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