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结各路“英豪”
从光绪末年，到1927年北伐军光复上海以后，上海法租界以其便捷的交通，特殊的环境，实已形成我国政坛勾心斗角、纵横捭阖之中心地带，无论在朝在野，各党各派，都有重要的角色，在此从事多方面的活动。这弹丸之地在历时二十余年间，它的地位约略仿佛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伦，再加上北非的卡萨布兰卡。
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置身政治气如此浓厚的环境中，以他们在法租界所掌握的权势和财力，即令无意卷入漩涡，决计置身事外，在事实上也绝无可能的。时人尝谓黄杜张自民国以来，一直都在随波逐流，朝秦暮楚，纯为自身的利害为前提，也有人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中心政治思想，凡此均属皮相之谈；殊不知黄、杜二人，自陈英士起即与国民党人士多所往还，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他们影响殊深，因此，如果说黄、杜、张也有政治路线，那么，他们是绝对倾向国民党，明里暗地，只要对国民党有益之事，他们必定尽心尽力。而对于北方直系、皖系与奉系，不过表面敷衍，虚与委蛇。不但如此，倘若直、皖、奉三系有事，他们或能助力，或可破坏，其亲疏之别，亦以对于国民党之利害关系为准则。
譬如说，直、奉、皖三系，以皖系和国民党较为接近，于是，1924年9月，齐卢之战爆发，直系大将江苏督理齐燮元联合闽粤边防督办、福建督理孙传芳，两路夹攻皖系的自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齐部骁将冀汝洞，奋勇突破太仓防线，上海岌岌可危；卢永祥水陆两路紧紧增援，惟之缺乏机动交通工具，进度迟缓，眼看着齐军即将长驱而入。这时候，黄金荣、杜月笙邀同张啸林三个，分头奔走，将法租界里的卡车汽车首尾相衔，车水马龙般驶往龙华集中，听候卢永祥的调度，卒使济河前线转危为安。
10月12日，卢永祥因为孙传芳袭取浙江，腹背受敌，和淞沪镇守使何丰林通电下野，卢永祥赴日本转北京，杜月笙单独出面，招待何丰林和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在杜美路二十六号，住过一段时期。
1924齐鲁之战，最大的原因是齐燮元和卢永祥争夺上海的鸦片收入，齐孙联军逐走卢永祥，孙传芳便取而代之，控制了整个浙江地盘。杜月笙等人为了利益关系应接进上海的新主子孙传芳，但是杜月笙开头还不太买孙传芳的账，也因为他是直系的一员大将。孙传芳关切烟土，向杜月笙送秋波，发表他为总部参议，杜月笙竟置之不理，一度恼怒了孙馨帅，指他包庇乱党，来了一纸具文——下令通缉。
通缉由他，好人好事自为之。1925年12月，杜月笙说服黄老板与啸林哥，在举国瞩目之下，完成一件慷慨仗义的壮举。
早在发生皖直战争时，直系军阀针对的目标，是段祺瑞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曾任陆军次长、西北筹边使、远威将军有“小徐”之称的徐树铮。7月17日皖系兵败，段祺瑞通电下野，时任总统的徐世昌下令通缉祸首，严令全国军警一体严缉。
徐树铮起先躲到北平东交民巷日本军营，一住七十天。但因英美法三国公使帮助直系，力主“驱逐罪魁”，于是他被装进一只柳条箱里，借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小野寺之助，“运”赴天津，逃到上海。他住在英租界麦根路，借用前浙江督军皖系大将卢永祥部下一名师长陈乐山的房子，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南洋路九号。1912年12月，他到广州。1922年1月，由广州往桂林，和孙中山先生会晤，谈得十分融洽。10月2日他到福建延平，会合他的老部下旅长王永泉，通电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奉孙中山先生和段祺瑞为领导。然而王永泉不久又把他撵走，徐树铮返沪，旋去日本。1923年9月21日又回上海，仍旧在南洋路住着。他在福建轰轰烈烈的那一幕，对于国民革命军消灭陈炯明，以及往后的完成北伐事业，自有很大的帮助。
1924年齐卢之战，卢永祥兵败，三天后，英租界巡捕房立将徐树铮加以软禁，又五天，更派人强迫他登上达达鲁斯货轮，遣送到英国利物浦，规定他一路不许下船。徐树铮离国未几，北方政局发生变化，直系垮台，段祺瑞出当临时执政，立即给徐“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名义。1925年11月徐树铮回到上海，由于段祺瑞执政徒有虚名，大权握在张作霖、冯玉祥手里，而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军阀，都不欲段徐之携手合作，进而促成国民革命军和安福系的南北呼应。所以徐树铮的归来，到处都隐藏着杀机。
徐树铮周游列国，他是从日本乘大洋丸回来的，轮船抵达之前，有一位神秘人士来到杜公馆，他和杜月笙是旧相识，早先曾在卢永祥的部下，因此，他也是皖系人物之一。
他率直地向杜月笙提出请求，徐树铮这次到上海，关系重大，希望杜月笙能够公开加以保护。
这个任务很艰巨，很危险，若以当时的政治情势而论，更是极其微妙——因为徐树铮在意大利时，曾经和墨索里尼订立协议，支持段徐，供给大量军火，如果徐树铮能够回到段祺瑞的身边，段祺瑞即将由傀儡而重新掌握军事实力，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