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勤为什么会听杜月笙的，一方面由于他们是老交情，孙传芳还不曾占据上海以前，他便是孙的驻沪办事处处长，张啸林和他很要好，杜张不分家，宋希勤和杜月笙当然有往来。另一方面呢，孙传芳是何等精明厉害的人，他对东南半壁上的这一座金矿一上海垂涎已久了，他心里明白：上海有那几股最旺的财源，鸦片贩运是其中之一，与其物色人选，另组班底，何不继承卢永祥、何丰林的余荫，轻车熟路，安享财香？军阀与军阀之间，唯有在利害冲突中始有敌意，一旦胜负分明，未尝不可保全友情，何丰林和卢筱嘉兵败以后，曾经受过杜月笙短期的庇护，些微小事，何足挂齿？大利在前，孙传芳也不得不伸出手来和杜月笙一握，不惜宣布戒严，帮忙杜月笙运土，便是双方合作前的一次秋波。
五百箱土一转手间便卖光了，大公司获利甚丰，陆冲鹏那边，很快地便收到了应收价款，他放了心，对杜月笙的为人更加钦敬，这是一位可以结交，可以共事的好朋友。不久，李思浩到了上海，杜月笙、张啸林便由陆冲鹏介绍，双方杯酒言欢，往来频繁，后来陆冲鹏和李思浩同赴北京，回上海的时候，他带来两张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聘任杜月笙、张啸林为财政部参议。杜张敬谨收下，但是平时并不轻易示人，因此这便成了一项秘密。
为自己留了后路
早在光绪三十四年，陈英士自东京回国，在法租界平济利路德福里一号建立革命机关；与此同时，张静江由巴黎归来，和前浙江盐运使蒋孟苹合伙，在法租界福建路四○八号开设通济公司，表面上做买卖古董的生意，实际亦为策划革命的大本营。除此以外，1911年前后，革命党于法租界有机关和重要人物住宅，先后还有孙中山先生的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和环龙路四十四号寓所，陈英士的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今总统蒋公的贝勒路三百六十九号沪寓。此外，新桥街宝康里曾经是陈英士的机关，八仙桥文元坊住过于右任和陈英士，霞飞路渔阳里尤且成为二次讨袁时的淞沪司令长官总部。湖北来的革命党人如居正和孙武，都曾在莱市路菜市场亭子问里搭过地铺。
革命党人以法租界为工作基地，和巡捕房里的人物，免不了要经常打交道。捕房中人吃的是外国公事饭，必须谨守本身的立场。他们知道法国人应付革命党人的问题，和他们同样的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必须敷衍当权的中国政府，如满清朝廷和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另一方面，自他们政府以至个人，一概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
在这种矛盾的心情和尴尬的处境下，黄金荣当时所决定的方针，是尽可能避免跟革命党人公开来往，但如遇有重大事件，或特殊紧急情况，则又不惜挺身而出，务期对于革命党人有所贡献。同时，自法国驻沪总领事以次，如公董局、警务处与巡捕房，一致有个默契，尽量拒绝满清和袁世凯政府不利于革命党人的要求，他们定了个不成文法，公然告诉革命党人：只要不藏军火，当可加以保护。
就在法大自鸣钟捕房里，黄金荣的学生，同时也是他手下的一名督察鲁锦臣，便是革命党同盟会的会员。杜月笙和鲁锦臣很要好，鲁锦臣也觉得这个小伙子颇有可取之处。当他和黄老板同在法大马路聚宝楼上吃茶，一面会晤大小三光码子，亦即替包打听们通风报信，勾当公事的朋友。闲来无事，他也曾讲些革命党的宗旨和事迹给杜月笙听。
和杜月笙同时成为鲁锦臣忠实听众的，还有绰号“闹天宫福生”的徐福生。
黄金荣二度进法捕房，老大宫给徐福生经营，不久徐福生奉师命将戏馆关掉，回到上海为老板效力，他这个人肚皮里多些墨水，于是在黄公馆跟杜月笙比较接近。两兄弟从鲁锦臣那边听来些国民革命的皮相之谈，在同孚里俨然成了专家。鲁锦臣的启发产生了两重作用：其一，使他们对于革命党，有了热心与好奇的心理，自然而然地愿意和革命党人亲近。其二，黄老板不便露面，而必须和革命党人有所联系，或者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跑腿传话，每每总是派遣徐福生和杜月笙。
起先他们所接触的，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协助的事项，也无非排难解纷，向导保护，或者代办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情。但是，革命党人有时候受到清军的搜捕，清廷豢养密探的迫害，仅以身免地跑到法租界来，他们衣食两缺，无地容身，难免需要少数的接济，渡过眼面前的难关。杜月笙和徐福生不便去向黄老板讨，往往只有自己掏腰包。每逢有这种报效的机会，杜月笙不但悉索敝赋，而且极其心甘情愿。
那时候杜月笙偶尔会去说书场，或者听朋友们讲些“梁山义气”、“瓦岗威风”之类的英雄侠义故事，他的知识范围除了现实生活，便不出于“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等等小说的小圈子。他崇拜英雄豪杰，英雄豪杰在他的心目之中，比起满清皇帝、法国总统还要伟大更加了不起，他能替这样的大好佬跑腿当差，其本身便足以使他受宠若惊。
苦恼的还是自家收入太少，时间有限，力道实在不足。辛亥那年的某一天，他接受一项相当大的嘱托，这项重大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