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右倾翻案风”了，舆论战线的博弈成了政治较量的途径和表现形式。
肖国庆被县委要求及时撰稿发表相关文章，他在永平县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中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也不得不以正面方式表述出来。当时有一种说法，资本主义右倾复辟后，要使“千万人头落地”，而老百姓私下里却说是“千万猪头要落地”。这证明了人民群众心里有杆秤，农业生产形势是明显好转的，农业生产的成效是显著的。
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文章在肖国庆手中被拦截了许多，但他阻拦不了那洪水般的政治潮流，他也不自觉地卷入了那场政治旋涡里。
唐国发书记提升调走后，向文华以县委副书记身份主持永平县委工作，上级的意见是明显的，是考察他的政治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他做出几件让永平县有影响的工作来。向文华吸取了往日的教训，变得稳重一些了，但他始终未能忘记舆论的重要性。
那年月，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先占领这个阵地。唐国发不就是以宣传李勇事迹和七里坡雷祖庙小学，让永平县声名大振而被提升了吗？而且时间那么短。
为了充实宣传工作，他将县委办公室主任黄世敏调进了宣传部任了部长，让她与肖国庆强强联手，共同推动政治舆论工作。然而，黄世敏到了宣传部与肖国庆在一起工作后，并不热衷于写文章，她总是带着许多疑问与肖国庆探讨一些对当下政治形势的分析，她时而显得焦虑，时而又有些担忧，她对肖国庆说，不能太急功近利，但她也时常被肖国庆那蓬勃向上的神情所感染。
肖国庆对事物总是用阳光的、正统的眼光去分析、对待。不知不觉中，她对肖国庆有种说不出的钦佩和尊重。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时代里，能有肖国庆这么朴实的政治观念是难能可贵的，她被他深深地吸引了。
雷祖庙小学落成后，上学的孩子比以往多了，相邻大队的部分孩子也来到了这里就读。教室宽敞了，县里和公社还支援了新的桌椅，孩子们瞬间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王永洁成了这所学校的临时负责人，另一名老师是公社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是通过公社党委做了许多工作才勉强到七里坡的。
王永洁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思考如何将学校的事做得更好一些，让更多的学生能走进公社的中学里去。她被转为正式教师后，心里那浓浓的感激之情转变成了沉沉的压力感，她心里暗自下决心，要将学校办成全公社、全县最好的山村小学。她时常抽时间去县城一些知名小学请教，从那里获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方法。
经肖国庆的帮助，她还在县文教局教研组获得了指导教学的辅助资料。她在教学上不断改进和提高，使雷祖庙小学也在发生着变化，孩子们的心情和学习兴趣、成绩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王永洁心里那种欣慰和喜悦连秀芝都受到了感染，她们在渐渐地走出那阴霾的感伤和阴影。
七里坡与外面那激烈的政治热潮简直就是两重天，一切都那么有条理，那么宁静。
又是瑞雪将七里坡扮成银色世界的时候，新年元旦社论在广播里由播音员铿锵有力地播送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让人们隐约感到新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然而，当人们正在揣摩新的一年将要演绎的政治潮流时，周总理逝世了，噩耗传来，全国人民悲痛万分。
王永洁心情沉痛得更是难以承受，她痛哭着、思念着，更担心没有周总理的中国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在学校为周总理搭起了灵堂，带着学生们举行了悼念。
冉广兴带着大队党支部的党员们也来到学校的灵堂进行了悼念活动。
在永平县城，向文华对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谨慎的、被动的，他已感到周总理的逝世加速了中国上层元老派的销匿。
反击“右倾翻案风”已进入了阶段性胜利，中国政治的风向已清晰地倒向了“文革”派，肖国庆既有一种明确判断后的欣悦之情，也有对周总理逝世的沉重之感，他心里矛盾着，揣摩着，也在不安着。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让肖国庆痛苦不堪，只有黯然落泪。中国最受人民尊敬的人走了，中国做事、管事最好的人走了，他心上陡然涌起深深的感伤和忧虑。他独自在办公室里待着，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做什么好。
正在这时，黄世敏来了，她的眼睛红肿，脸上抑制不住对周总理逝世的悲痛之情。她提议在宣传部搭设灵堂悼念周总理，肖国庆立即答应了。于是宣传部悼念周总理的灵堂成了永平县唯一悼念周总理的灵堂。
三
那年春节，没有了往年的过年气氛。肖国庆从县城回到了七里坡过年，他被那无绪的政治路线搞得身心俱惫。
周总理逝世后，他越发感到政治暗流十分汹涌，他想回到七里坡的知青屋，好好地捋一捋自己的思绪。也更想静一静，松一下绷得太紧的弦。那些年头，政治这个话题你不想关心都不行，因为政治在时时关心着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