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同事中，他看到三类特殊的蠢材。前两类人后来发展为技术专家和自由主义抽象体系的创造者。后来，斯诺（c．P．Snow）把他们鉴别为“两种修养”。第三类人介于这两类人之间，即律师，他们对战后重建的政治问题所持有的观点同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InnocentIV，公元1243年）所持的观点一样时髦。正当梅奥图谋从这个世界抽身而退的时候，他希望帕特丽夏到波士顿来，帮助“说服我自己理清头绪”。
1942年夏，问题有所缓解。梅奥获悉，罗特利斯伯格的身体逐渐好转，而且自己的一个学生把员工面谈工作纳入到旧金山一家大型公司的管理培训项目之中。可是自此以后，更多的问题出现了。这年夏天，唐翰退休，紧接着，新任院长就梅奥如何看待他在商学院的角色与梅奥谈话，并指出了他的工作与学院其他人的工作之间的差异。第二天，梅奥很高兴地抓住这个机会，书写过去的成绩以及新出现的管理问题的根源。
梅奥写道，通过让洛克菲勒基金会提高资助额，他本人是如何影响亨德森的，又是如何赢得他和唐翰的尊重的。他指导了霍桑工厂的研究人员，并为同事进入这项计划打开了大门。如今，在商学院里，他和其他人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原因何在？他曾计划在他退休后由怀特海接替自己的职位，可是战争破坏了这个计划，面罗特利斯伯格当时还不胜任这个职位。梅奥曾勉励霍曼斯在隆巴德和福克斯的支持下承担起工业研究工作的职责，可是霍曼斯被海军召去服役了。因此，留给梅奥的是未经任何训练的同事，从而加深了这道鸿沟。目前，他正寻求隆巴德和福克斯的支持以力图迅速填补这道鸿沟，而且他希望罗特利斯伯格的健康尽快恢复。
当罗特利斯伯格重新开始工作以后，他要求更换工作地点，他和鲍登、福克斯、隆巴德等梅奥的同事从梅奥近旁的场所搬到学校的另一个地方。戴维院长也明确表示，最好是其他机构为梅奥安排最后几年的工作。所以，到1942年底的时候，梅奥损失惨重：有些同事奔赴战场，年老的同事去世，年轻的同事另谋高就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逐渐减少，在商学院的交往也减少了。可以说，在他的内心深处，原有的背景全都分崩离析和好景不在了。在一次海军行动中，他损失了一个亲戚；很快，见到帕特丽夏的希望也渺茫了。
梅奥需要有同龄人能够共商工作上的烦心之事。他转而求助于阿伦·格雷戈。格雷戈是哈佛出身的内科医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皇家空军医疗部队服役，他比梅奥年轻十岁，而且，他像比尔兹利-拉姆尔那样钦佩梅奥的魅力、睿智和敏锐。1922～1930年间，格雷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先后担任过医疗教育理事会和医疗科学理事会的副干事，他就是在这段时间逐渐和梅奥熟悉起来的。梅奥的研究始终由该基金会的医疗科学理事会而非社会科学理事会资助。1931年，格雷戈升任医疗科学理事会的干事，之后，他与梅奥频繁接触，对他和亨德森的合作情况了解很多。
1942年夏，梅奥为一本“通俗图书”写了两章内容，这就是后来的《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TheSocialProblems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他还计划根据让内关于固执观念的研究撰写另外一本书。但是，梅奥需要身边有个像亨德森那样“对不严谨的思考给予辛辣批评”的人，而格雷戈是惟一对这两章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的人。格雷戈列出了二十三个要点，并建议修改这两章，使之更清晰透彻，因为“乌合之众假说”这一章似乎与“为什么异教徒发怒？”这一章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联系是，既然读者能够了解社会需要擅长交往的领导人，那么就应该让读者看到，重点并不在于政治学、法律和经济学等通常强调的教义和博学。梅奥向格雷戈表示感谢，并认为两任院长没有提出有益的意见，从而证明重新修改他的想法并使之深入浅出是必要的。
梅奥曾给戴维院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解释了在哈佛商学院中他和其他同事之间差异的根源。为了得到意见和建议，他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了格雷戈。格雷戈回信认为，在疲劳实验室里贡献最杰出的当数梅奥，梅奥既是开创者又是推动者，他先后通过亨德森和唐翰同哈佛商学院发生联系，而且，他的任务始终是培养接班人来接替他的位置。
唐翰退休后并没有离开哈佛商学院，相反，他在戴维院长的支持下，积极地活跃在梅奥所发展起来的领域中。这对梅奥来说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格雷戈对唐翰的这个决定也大为不满。这为唐翰自己的成就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使之置身于一个糟糕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他有可能不明智地妨碍并最终失去离职的尊严。而且，在没有和梅奥商议的情况下，唐翰和戴维院长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在梅奥一亨德森的资助项目到期后，希望基金会能够给予进一步的资助。梅奥觉得，这会把他与格雷戈的关系推人到一个危险的境地。格雷戈注意到这个情况以后，他警告梅奥要密切留意“哈佛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