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哈佛商学院的同事们奔赴战场、知己好友去世以后，梅奥的工作生活大变样。在阿伦·格雷戈（AlanGregg）的帮助下，梅奥开始深入研究缺勤、团队工作、劳工流动率等问题，撰写一本总结这些研究的著作。后来，他研究了士兵的复员问题，讲课并计划退休。1947年5月，他退休回到英国居住，留下罗特利斯伯格及其同事继续从事二十年前开始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梅奥关于他自己及其工作和文明社会的设想产生了突然而巨大的影响。他是一名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尽管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对文明社会持乐观态度，而且相信，如果文明社会秩序井然的话，那么人类总是会很快地转向明智正派的活动的。然而，当欧洲发生的冲突摧毁了他那“根深蒂固的信念——邪不胜正……所有古老的环境正土崩瓦解”的时候，这种观点便难以维系了。
他身边的诸多变化改变了他的日常生活。怀特海和艾利斯一蒙塞尔到英国去了；给帕特丽夏的信件有时候如泥牛人海，而且写信时脑海里总是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名检查员详细审查信件。早先，他试图让露丝及其一家独立生活，但无果而终。他对这些变化的第一个反应是仿佛陷入了“一场噩梦”，第二个反应是工作。
在工作方面，他给社会学系第二十三班讲课，教一个由精选后的十二名学生组成的研究班，在“卡伯特周末”发表讲话，加入在拉德克里夫的团体讨论人事管理问题，而且，在帕特丽夏的提议下，阅读约翰-菲吉斯的著作。
为了对新同事的培养提供帮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资助他15000美元，为期两年。他为隆巴德和约翰·库利（JohnCooley）这两名讲师提供资金，带领乔治·霍曼斯（GeorgeHomans）和研究秘书贝蒂·博伊尔（BettyBoyle）在纽卡斯尔开展研究工作。梅奥希望这项研究能够与霍桑和纽伯里波特的研究相媲美。
梅奥在度假时发现，悲观念头这个梦魇让他不得安宁，连安静祥和地钓鱼都做不到，所以他开始计划一本关于强迫观念的书，这本书将使用自己原来论述让内的讲稿。“工作的需要……看似一件幸事，其实不然”，实际上，正如他写信告诉帕特丽夏的，他过去“忙疯了”。
当战争开始威胁欧洲所有文明之际，梅奥感到非常幸运，有趣的工作让黑夜不再显得过于漫长和黑暗。有关让内的讲课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管理与工人》一书的销售异常好，华盛顿那边召集罗特利斯伯格为国家效劳，这些都让梅奥觉得好运连连。他还认为，帕特丽夏和露丝在欧洲居住期间经历了高水平的文明，他希望她们可以用这个文明水平来评判未来的成就。当露丝一家于1941年夏季抵达时，他欣喜异常。可是，重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1941年12月，菲利普·卡伯特去世，美国宣战，梅奥的侄子埃里克（Eric）因所搭乘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艇“悉尼”号在印度洋沉没而丧生。梅奥一反常态，打破常规，出席了卡伯特的追悼会。赡养露丝一家和所得税的突然增加，都让梅奥开始感到沉重的支出负担。
1942年2月，梅奥的亲密朋友亨德森去世，梅奥感到事情失去了控制，“最近，真是祸不单行”。亨德森的去世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这是他的工作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他们的精诚合作是梅奥日常生活中至为关键的要素。他们意气相投并彼此尊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能够对双方的争执一笑了之，双方能够进行流畅而清晰的交流和沟通。他们已经“习惯于”对方了，对梅奥来说，这是“他们亲密无间的最重要的东西”。
对于亨德森的去世，梅奥的反应是开始承担新的工作，而把寻常的任务撇在一边。他决定把工业研究工作移交给罗特利斯伯格，并虚心遵循亨德森的劝告，督促、推动和激励政治研究，而不只是思考政治问题。罗特利斯伯格担心，梅奥交给他任务但却不给予他执行任务的完整职责，他向唐翰提出抗议：除非他独立于梅奥，否则他不能承担梅奥的工作。然而，当他被赋予这个职责的时候，罗特利斯伯格“崩溃了……对这个离奇有趣的世界感到力不从心”。他给梅奥留下了一副极为庞杂的教学担子，然而，当梅奥为这项教学负担“疯狂地推敲计划”之时，却没有留下一个同龄人来倾听。
梅奥开始研究一些作家的作品，以此为他的两篇短文“为什么异教徒发怒？”和“乌合之众假说”增添权威性。当时他认为这种方法使得原来的研究方法整个地推倒重来。不过，“推倒重来”的想法却源于多年前他在昆士兰的时候，当时他对同行提出的问题也感到愤怒，也接手了新工作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事实上，这种修正使人们回想起他总结于《民主与自由》一书中的早期政论性作品，而且他用以控制愤怒的方法也不新奇。梅奥沿用曾在昆士兰用过的技术，约束了强迫性思维，抑制了罪孽感，驱散了“艰巨工作的红色迷雾”，不再积极参与某些同行的活动——他对这些同行的观点不屑一顾，与学院式的个人野心家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