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发展加以控制，使哈佛大学在社会研究方面只从事科学的工作。
在这场学术争执中，梅奥的任务是在1935年1月举办的拉德克里夫学院外交事务学校（F\"oreignAffairsSch001）会议上主持专题为“1934年欧洲均势的变化”的研讨会，这次会议由麻省妇女选民同盟（LeagueofWomenVotersofMassachusetts）主办，对外政策协会选择了七位演讲人。之所以选择梅奥担任主席，是因为：一方面，梅奥在哈佛没有什么野心，不会与物理学家之类的经验论者拉帮结派；另一方面，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政治学家及其支持者，取悦高智商的与会者，通过清晰流畅地讲解“科恩定律”让会议平稳开展并波澜不惊。
科恩定律与以下盛行的假说相矛盾：国家及其领导人和人民的禀赋是该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合乎逻辑的原因。今天，社会科学中的这条法则被称为均势原则；均势原则认为，国家间的关系之所以发生变化，并不是出于国家的……仁慈、愚蠢或者明智，相反，这些关系以一种非逻辑性的、相互依存的模式发生变化。
对于被指定为大会主席，梅奥非常欣慰。他相信，这条定律蔑视“所有的‘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于国际联盟大多数人当前所信奉的观点）”，为政治学指明了真正的方向；使他关于帕累托的思考顿时清晰起来，并大大拓展了他在洛厄尔演讲中所使用的概念0（9此外，由于德国领事冯·蒂佩尔柯希伯爵（CountvonTippelkirsch）同意在本次大会上发言，科恩夫人请梅奥向他表达感激之情，这让梅奥感到开心：“她决不会这样做，因为她是犹太人。看来我都成了亚利安人酋长了。”
梅奥提醒与会者，国际危机往往类似于发生在听话国家与淘气国家之间的托儿所式的吵架。他是这样宣告讨论会的开始的，他说，发言者的艰巨任务将是：
向世人展示现存于欧洲各国均衡关系的某些内容，向世人展示发生于任何地方的一个变化都会立刻改变整个欧洲的态势和关系……与会者将认识到，普普通通的讨论，往往被过分地解读为差不多是不同民族惯例和民族情绪之间的一道数学均衡问题。这是一道没有逻辑根据的问题，而合乎逻辑的描述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虚假陈述。
梅奥为专题研讨会和随后的讨论会所做出的贡献广受好评，其结果是，人们邀请他在各种各样的宴会上以及向对外政策协会发表关于政治问题的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开始了两个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新主题。这些谈话将在战后发表。
1936年2月，在纽约，他向哈佛俱乐部发表了讲话，这是由菲利浦·卡伯特安排的。卡伯特是哈佛商学院“卡伯特周末”的创始人，他对梅奥的工作十分钦佩。这次讲话异乎寻常，其中心思想是主权国家的职能。梅奥小心谨慎，没有玩弄词藻，而是坐着平静地说话，为了阐述中心思想不惜做出一切牺牲。对于法西斯主义以及现代民主国家中近期出现的、他认为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变化，他一律怀有敌意，他把后者诙谐地称为“失望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偏狭的悲观主义”和“一种圣洁的法西斯主义”。他在最古老的宴会俱乐部——威廉·詹姆斯研究所（WilliamJamesInstitution）——重复了这篇文章。这两处听众似乎全神贯注于他对这些明显相互对立的政治制度的批评。他认为，当他使他们的“政治想法分崩离析，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满意、很有趣。当科恩读到这篇文章时，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梅奥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原则”。
梅奥的主题是“乌合之众假说”的先导，后者于1945年发表。其思想是，社会不是由一群为生存而奋斗的个体组成的，而是由一组在功能上彼此相关的群体组成的，他们并没有被一个中央政府权力所主宰；相反，如果他们得以自发合作的话，那他们将和谐融洽地为社会福利做出各自的贡献。由于在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职能中技术变化过于迅速，造成现代社会四分五裂。只要注意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当务之急，英法两国的合作问题，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苏联对知识分子的清洗，众多工业化民主国家中普遍的反常状态，就可以证明这一思想。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出现了：孤立主义，傲慢自大，民族主义，以及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呼吁建立强大的中央权力机构。对于这个告诫，梅奥求助于詹克斯（Jenks）的《中世纪的法律和政治》（LawandPoliticsintheMiddleAges）。
詹克斯指出，在政治组织中，国家和氏族存在质的不同，而不是量的差异。氏族以亲缘关系和祖先崇拜为基础，国家则针对氏族、外部敌人和内部血腥冲突用武装暴力镇压。氏族被国家取而代之。而权力之所以让渡给国家，不是出于理性认识和审慎计划，而是万般无奈之举。为了解决令人苦恼的问题，在詹克斯的理论中，国家在形成较为完整的社会的过程中被利益集团的合伙关系所取代。
梅奥批评詹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