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梅奥接受对外关系委员会（TheCouncil0nFeignRelations）的委任，作为美国代表参加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House）召开的主题为“国家与经济活动”的会议。国际联盟的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邀请他发言，论述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运用。对于“国家干涉是‘医治’德意两国社会‘疾病’的正当手段”这一广受吹捧的观点，梅奥提出了批评，他主张，在开出“治疗药方”之前，应当先对社会“疾病”加以诊断。他在科罗拉多州的观察结果、霍桑实验、在芝加哥的社会调研及厄威克的工作全都表明，只要人们不能合作，社会“疾病”或者当时被他所称的“文化衰退”就始终会出现。促使人们自发合作的传统在工作过于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崩溃了。最佳的治疗手段是公正广泛的教育，这就要求：第一，对社会“疾病”进行科学研究；第二，向社会的管理者开展科学事实的教育。梅奥的观点与当时盛行的看法背道而驰，他的讲话没有被公布。他注意到，事实上他的观点被压制了。
梅奥关于国际联盟的想法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在“国际联盟的问题”一文中，梅奥回顾了威廉·拉帕德、西蒙（F．H．Simmond）、詹姆斯·鲍威尔（JamesPowers）、诺曼·安吉尔、瓦尔特·李普曼和威廉·麦克杜格尔等人的思想。他注意到，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的逐渐高涨以及国际联盟的影响的日益式微激化了国际争端。原因何在？在讨论国际争端之时，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总是强调各国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上的问题，与贸易平衡和劳动的工业化有关。这个世界似乎是由杂乱无章的相互冲突的利益构成的。根据麦克唐纳关于减少混乱的提议和布鲁克斯·亚当斯关于如何更好地控制冲突的建议，梅奥提议，应该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国际争端问题，培训行政管理人员以便让他们了解此类研究。
梅奥扼要重述了《民主与自由》前面几章中他认为政治学弄错了的内容，并且指出，现代民主制度的专制程度已经变得像那些将要被它取而代之的政治制度一样了，国际联盟的专横程度也像任何一个全能政府的权力一样了。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国际联盟不但没有带头对各国内外出现的问题开展研究，从而实现自发合作的目标，相反，它像法西斯主义组织一样主宰了其成员国，其领导层对权力和自发性的正确关系茫然无知。它的目的是控制，途经是“攫取权力和权威，压制批评和反抗，（并）运用积极频繁的宣传来寻求发展虚假的自发性”。
取代宣传的建设性的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社会秩序是什么？它是如何同当前的政治理论联系起来的？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不过，梅奥的这些问题还夹杂以对国际联盟的进一步的抨击。他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加以嘲讽，谴责主办本次会议的委员会，尤其指责国际联盟的官僚作风，“太多行政事务，却不（具备）科学的研究观念”。他对有风度的克制和外交官的圆滑一点都不耐烦，因为这些都不是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依据和建立有效协商机制的正确基础。“在日内瓦，将来服务于人类和平和文明事业的唯一权威，是在事实和逻辑学方面拥有超群的知识……最新的知识，尤其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这些，也唯有这些才能使得国际联盟处于超然的地位”。
当时，梅奥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认可，但他不为所动，不改初衷，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会大加宣扬。他领会到，在1935年，这些意见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其情形同1915年不相上下。这些人包括攫取了权力的人，以及遵循了被他所称的“眼光偏狭的理论”和19世纪行政管理理论的人。他用这一点来指示那些用以证明掌权者的政策和实践是正当的意识形态。梅奥认为，根据帕累托的术语，意识形态是不合逻辑的和失去理性的；而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它们是些“合理状态”，用来赞同和拥护约定俗成的社会惯例和错觉，人们为了能够处理情绪问题而把它们当做逻辑公理来看待。梅奥认为，持有这种信条的政治家不过是“博物馆的藏品——最具毁灭性的19世纪启蒙运动”。当战争造成梅奥的“古老背景分崩离析”之际，他写信告诉帕特丽夏，他希望她们这代人将接管并在事实的基础上运用智慧来管理国家及其经济，让“夸夸其谈者”震惊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一定要让他们安静、长眠不醒……必须排除这样一种念头：滔滔不绝的空谈能够解决问题”。这才是国际联盟的主要问题。
梅奥关于国际联盟的见解发展了《民主与自由》和《工业文明中的人的问题》最后几章的思想，而与埃德温·科恩（Edwincohn）的谈话使他第二次开始尝试建立政治理论。科恩是亨德森的合作者之一，也是梅奥极其尊敬的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之一。“科恩定律（CohnTheorem）”——梅奥后来对它的叫法，是一个发源于生物化学理论的命题，并被应用于1934年欧洲各国的关系上。当时，梅奥正按照唐翰的提议为公共管理者开设一门学习课程，并帮助亨德森谋划对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