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入商学院之后的几个月，梅奥就与亨德森建立了友谊，并一直持续到1942年亨德森突然去世时为止。亨德森是哈佛最有才能、最受尊敬、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人士之一，是为学生和同仁树立了崇高的卓越标准的大师。梅奥与亨德森的关系更多地是建立在共同的学术兴趣基础之上的。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两人都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成人：父亲是商人，对家庭没有什么影响，母亲却表现了良好的感觉、适应性和不同凡响的独立判断力。在青少年时，两人都是学校的奖金得主，他们执意追求自己的兴趣，但是在求学的早期阶段，因家庭约束不那么大，所以亨德森享受到了更大的自由。两人都学习过医学，却没有成为医生，而是追求与研究有关的兴趣。后来，他们都加入到对医学教育的批评之列，因为医学教育忽略了对医患关系的关注。
梅奥和亨德森都具有广泛多样的学术兴趣，例如哲学、历史学、生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等。在年轻的时候，亨德森学过哲学，一是师从罗伊斯（Royce），二是有一个好朋友埃尔默·萨瑟德（ElmerE．Soulhard）。当梅奥首次来到美国之时，人们便把他与萨瑟德的风格相提并论。1925年，当亨德森和梅奥第一次会面时，他们都对于有机体的机能如何与总体情境发生关系拥有相似的见解。此外，两人都把秩序归因于自然现象显而易见的混乱，这是因为他们首先假定，在社会的和自然的环境内部，各元素相互作用，有一股压力使各成分之间趋向于平衡与和谐。两人都把医学各学科的方法论应用于对人的研究，即进行持续密切的观察和实验，以提炼、理清和充实第一手资料。他们相信，唯有这种方法才能够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工作从情绪化的、有偏见的和哲理性的不精确提升到备受尊重的科学层面。
然而，两人在利用学生来研究问题的方法上却有所不同0（9梅奥保持人文主义关怀，既关心学生对研究问题的体验，也关心问题本身，两者程度大致相当；亨德森则不然，他似乎运用他的个人力量来掩盖对学生的同情以免影响问题本身。对于某个出乎意料的研究发现或者半生不熟的提议，梅奥喜欢给出发人深省的、富有启发的和大胆牵强的解释。梅奥会在玩笑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地解决一个问题。而学生就某个问题向亨德森求教时，学生要么因没有看出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而被斥之为愚蠢，要么亨德森当场要求界定问题的各个要素和准确地描述各个变量，并根据它们的相互关系科学地推导出可以检验的命题。而且亨德森不开玩笑。就这样，梅奥和亨德森沿着大相径庭的道路在科学上发挥着各自富有创造性的想像力。
当他们首次会面时，亨德森被两件事情所困扰，这些事情是科学家不能很快理清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相信有组织的社会处于危险之中，梅奥多年以前就担心不已，并为此经历了诸多痛苦。他认为，危险的根源潜藏在人的头脑中，尤其是煽动者、革命者和无能领导人的野蛮敌意，他们以民主的名义操纵群众的强迫观念。为此，梅奥求助于新心理学，而亨德森在听从了一个同事的建议之后阅读了帕累托的作品，由此给他对社会混乱的担心带来了秩序。后来，他把梅奥的思想传授给哈佛大学社会学学生和精选出来的教职员工，他视帕累托的方法为研究具体的而非思辨性的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法，并予以热烈拥护。梅奥使得亨德森对帕累托的兴趣增强了，他在需要时总是一个好听客，他认为社会学上的洞察力缓和了亨德森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梅奥帮助他变得更富于理解力、更富同情心、更具人文关怀。
在他们合作的早期阶段，梅奥注意到，亨德森“恢复到普通人性”并伴随了一种对精神病学的积极态度。也许，这种态度是亨德森在早期与精神病学家萨瑟德之间的友谊中建立的，萨瑟德去世时便消失了，而梅奥出现后它又重现了。对精神病学的关心也可能是由亨德森的妻子、负责一家精神病院的伊迪丝（Edith）重新唤起的。
有时候，梅奥在亨德森位于佛蒙特州的避暑别墅作客，亨德森则常常到梅奥家吃晚饭。两人既大快朵颐——亨德森的酒闷仔鸡与其说是一道菜肴还不如说是庆祝美食，也品尝法国美酒。当梅奥夫妇决定多萝西娅应该与女儿一起住在英国时，这两个男人共同的孤独便把他们更紧紧地吸引在一起。他们在工作上似乎极为密切；他们的办公室在一起，他们一起吃午餐，他们还共享一份巨额研究资金，并控制了管理这笔资金用途的委员会。在商学院，他们的个人影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可以随意进入唐翰的办公室，马上参与讨论，全然不管谁和院长在一起，这种特权是商学院其他教职员所不具备的。
在商学院的头四年，梅奥曾设法让当地商人对他处理工业中人与社会问题的方法感兴趣，但因遭到反对而没有成功。反对之声既来自商学院内部，也来自寻求梅奥帮助的企业。商学院的同事认为，研究疲劳、单调和士气对于培训商业人士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专门的、密切的和费时的指导对于工作场所中人的问题的理解虽属必要，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