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3年5月，也就是家人回到自己身边以前不久，梅奥已经在费城的医学界、学术界和商业界确立了稳固的地位。在1923—1925年间，梅奥作了为数众多的演讲，内容涵盖思维心理学、心理学在心理整合上的作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工作中的应用、对工作疲劳程度的量度等，有许多演讲稿得到了出版，例如广受欢迎的论述产业关系和婚姻的文章。他给医生推荐而来的病人看病，与皮埃尔·让内——多年来他运用其思想——会面。在到哈佛之前不久，他出席了探讨社会科学的第一届达特茅斯会议。
在权势人物的帮助下，梅奥的工业研究工作逐渐开展起来。这些人欣赏他的思想和能力，对他的感受和临床定位表现了同情。三个早期熟人尤其有益。其中，唐纳森（H．H-Donaldson）是威斯塔研究所（WistarInstitute）的医学专家，宾夕法尼亚大学德拉华人俱乐部主席，他的妻子经常把梅奥介绍给受人尊敬的医学界人士和著名大学高级管理者的合伙人。
1923年2月上旬，梅奥开始了同弗朗西丝-科尔伯恩（FrancesCol—bourne）的亲密友谊。科尔伯恩是一位英国女人，四十岁，单身，禁欲主义者，衣着考究，漂亮动人。她曾任家庭女教师，已经在美国待了十二年了，并成为了一名职业社会工作者。对于梅奥的英式风度，她最初半信半疑，不过很快就热情相待。他写信告诉多萝西娅，“她的内心深处”有种“我无法描述的东西”。在他们交往的四个月期间，她真心实意地倾听他对家庭未来幸福的关心、他的财务问题、他的希望和规划。她把他介绍给其他社会工作者和布林茅尔学院的社会学教职员工及学生，为他的文章打字，陪他看电影、听音乐会，教他如何在美国生活——就像他的一家将会经历的那样。
在大学之外，梅奥最重要的早期医学界熟人是德威特·勒德拉姆（S．DeWitI，udlum）。勒德拉姆比梅奥年纪稍大一些，经营一家私立医院，在费城综合医院神经精神病诊所任职，是费城一流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他喜欢梅奥关于把心理学应用于工业中的想法，为梅奥提供私人医护的病人，建议梅奥以心理会诊医生的身份独立开业。他还安排梅奥每周二下午在这家医院出诊，坚决要求梅奥出席门诊部的神经病和精神病会议，并推举梅奥成为大学俱乐部的成员。
梅奥没有成为一名会诊医生，不过他的确接受了勒德拉姆的其他建议和提议。此类从天而降的好运，尤其是在医疗领域的运气，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心理上的负担。
要是好运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就好了——我太傻了，荒诞可笑的焦虑性幻想竞然让我不情愿相信有好运。我绝对应该置之不理。它只是一个幻想，因为当我行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捕捉运气的能力，它只不过是当我静下心来“思考”之时的幻想——你知道，自从我到这里以后，我已经为幻想理论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我确实正在设法把我自己的幻想组织起来。也就是说，我正力图把灾难性的“幻想”当做一无是处的东西裁剪掉。如果说我曾经是弗洛伊德派的话，那么如今我再也不是了。我们必须超越弗洛伊德……勒德拉姆喜欢我对精神病理学家的工作和方法的描述方式——而且他也这样说了——他对我太好了……得到医学同行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长久以来，梅奥对于他同医学界人士的关系一直心存疑虑，不过，有一天，这种疑虑消除了。那天，勒德拉姆（Ludlum）不在医院，其他医生和梅奥一起巡视病房，并商讨病人的情况，门诊部医生富兰克林·艾伯（FranklinEbough）尽可能把患者往梅奥这边送。为大家所接纳这让他欢欣鼓舞，而且，当他得知这些医生要么曾在备受布里斯班医生尊敬的医疗机构训练过，要么与这些机构关系密切，他更喜出望外了。在数周之内，他就在费城如鱼得水了。他与“费城的世家”推杯换盏，与职业作家、建筑师和政治家结交往来，等到拉姆尔及其同事造访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了解梅奥的研究进展情况的时候，梅奥的声望已经稳固地确立了，以至于他们劝洛克菲勒再给予梅奥三年的研究资金。
梅奥的工业研究得益于向非正式团体和对应用心理学感兴趣的专业协会发表讲话的机会。梅奥向富兰克林研究院（Franklin：Institute）宣读了同行的一篇关于现代物理学和心理学之间关系的论文，虽然论文大部分晦涩难懂，但他在之后的讨论中仍然游刃有余。他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在威尔克斯一巴尔（Wilkes一。Barre）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心理保健的讲话。梅奥向一个妇女俱乐部发表谈话，出席了由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AmericanAcad—emy0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主持的关于监狱改革的会议。在他向马斯林公司所属工厂的第一批工人发表讲话的一星期之后，梅奥把这些想法纳入到了另一篇强烈影响若干听众的演讲中。在一门面向工厂厂长的大学课程中，他把自己的想法整理为“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