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深深地震动了，她理解到，她的病唯有在医院才能得到满意的治疗。梅奥满意于克服了她对治疗的抵制。在马修森的帮助下，梅奥在一所新医院安排了一间安静的病房。梅奥相信，派热蒙医院的护理人员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尊重，所以在这所新医院，马修森向全体职员指示，梅奥不想受到打扰。梅奥每天给芭芭拉看两次病。当他不在的时候，她集中精力于自己对罪孽观的感觉，诸多痛苦经历涌向心头。对乱伦的恐惧出现在她的梦中，这些梦与她在伦敦的生活有关。梅奥把这种恐惧归咎于麦康奈尔夫人以及她把性从女儿的青年期杜绝出去的做法。芭芭拉被这种新的发现吓了一跳。随着更多不幸的回忆，她的痛苦加深了，她明白，当梅奥没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她必须在医院待更长的时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逐渐可以控制自己对治疗的态度了，于是，她开始明白很多道理，比如说，她以前对性的问题的宽大气量，不但没有显示对这些问题的成熟理解，反而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和混乱；再比如，如果她想要完全战胜失眠症和间歇性痉挛，那她就需要彻底重建她的感情生活。
梅奥决定圆满地治疗她的疾病。虽然他知道其他临床医学家是不会遵循他的治疗方法的，但是他坚信，他这种“排除一切障碍的方法”是恰当的和可取的。芭芭拉是他最重要的病人，因为她有足够的信心经受住他发起的治疗风暴，同时他有智慧对将要在她身上揭示出的东西作出明智的反省，而她也有意愿接受他的指导。梅奥有良好的感觉发现她的自我分析能力——梅奥坚信她具有这种能力。由于她和多萝西娅同样拥有这些素质，因此梅奥发现，芭芭拉这个病例是最难以治疗的病例之一。
1921年9月，芭芭拉的病大有起色，连麦康奈尔夫人都注意到芭芭拉变化“显著”。这年后期，芭芭拉决定做一次手术，虽然她很清楚做完这个手术后她很可能长眠不醒，但她要求梅奥在她死后等待她的联系，他同意了，但却什么也没有等到。在当时，对于与人死之后的联系是否像芭芭拉所预期的那样轻而易举，他并没有真的去想。
当梅奥在临床心理学方面的技能和实用性的理解有长足发展之际，社会对昆士兰大学的普遍批评引起了梅奥的注意。这些批评有愈演愈烈之势。功利主义者和工党的支持者也加入了批评之列。功利主义者希望利用大学设施来训练专业人员，工党支持者则认为大学应该向更多的贫困公民提供教育。此外，昆士兰大学和工人教育协会就工人教育的控制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场冲突致使梅雷迪思·阿特金森从墨尔本赶来调停，而梅奥也被卷入其中，不得不出面解决问题。
为了解决针对大学的普遍批评以及大学和社会的关系问题，1921年4月，昆士兰大学组建了公共教育委员会（PublicLectureCommittee），梅奥倾全系之力开设“额外课程，课程的开设主要为了吸引普通大众的注意”。这要求对昆士兰大学和工人教育协会的关系作出清晰而完整的描述。学校评议会宣布，在昆士兰，工人教育协会是一个自治的独立于昆士兰大学的团体，其宗旨是联合工人组织，通过公共授课和研究班的形式向人们提供教育。工人教育协会和大学正是在这个宗旨上开展合作的，双方在其他事务上都没有发言权。研究班的限额是三十名学员，学员的任务是进行三年的强化学习，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生物学、文学等学科。研究班联合委员会（JointCommitteeforTutorialClasses）是由大学评议会和工人教育协会建立的，其教学方针也是双方拟定的。梅奥自愿教哲学班，无偿讲授十节课。
1919年，梅奥开始讲课。当时，他对回国士兵中的一场政治争论印象深刻。3月24日，布利斯班发行量最大的工党报纸《每日标准报》（TheDailyStandard）发表了一篇社论，建议废除不准悬挂俄国红旗的禁令。当天傍晚，一群退伍士兵聚众闹事，向南布里斯班的俄罗斯联合会（RussianAssociation）抗议。第二天，《每日标准报》谴责了这场骚乱。当天傍晚，又有一群退伍士兵向该报的办事处投掷石头，他们怒吼着、欢呼着，在听完爱国演讲者们的演讲后，齐声高呼“上帝拯救国王”。《民主与自由》曾经强调过暴徒举动的心理学根源和危险，现在梅奥注意到，“散乱行进的俄国红旗队伍所引发的士兵骚乱是多么奇特和非凡”。有一个人受指控要为这场政治骚乱负责，据称这个人因升起了一面红旗而引发了这场骚乱。梅奥向公共授课委员会发表了两个演讲，使这个案例广为宣扬。
演讲在布里斯班的艾伯特礼堂（AlbertHall）举行。第一场的主持人是公共教育部部长约翰·赫克萨姆（JohnHuxham）；第二场则是唐纳森（Donaid—son）大主教。在这两次演讲中，梅奥首次就人格和社会进步的精神病理学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一次演讲题为“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它声称，所有导致文明行为或无政府主义行为的力量都源于人的心灵。